《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
这篇抒情小赋，通过对广陵城昔日繁盛、今日荒芜的渲染夸张和铺叙对比，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王朝兴亡的感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
作者立足于时空的高度，从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出发，在五百年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中，描绘了一幅广陵兴盛图，一幅广陵衰败图，在两幅图画的兴衰对比中，解构了生命的个体对世界的无奈，即变幻是永恒的，美好的必然终极是毁灭。
作者描绘广陵的第一幅图画是刘濞时期的巨丽繁华图。作者以历史为依据，以气势磅礴的雄壮笔墨勾画了全盛的广陵。开头先叙广陵地势的平坦与广阔。“沵迤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气势开阔，这开头就先声夺人的让人感觉到作者用笔之豪放了。“南驰”“北走”这两个动词，使人的感觉，作者好像是屹立在时空的高端，大笔点化一头鲜活的宇宙巨兽，那巨兽正在摇头摆尾，一伸一曲中展示雄风。“柂以漕渠，轴以昆岗。”昆岗是这头巨兽坚不可摧的脊梁，漕渠是这头巨兽永不止息而汹涌流淌的新鲜血脉。这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鲜活的朝气蓬勃的强大生命。在这头巨兽流动的美中，读者不但看到作者对广陵优越的地理环境的赞美，更看到了作者对广陵强大富有的夸张，在它的铁骨铮铮的身上充满了颠覆不破的无限的生命张力。“重关复江之隅，四会五达之庄。”这是一个被巍峩重山拥抱，滚滚江河环绕的城市，这是一个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城市。也是一座四通八达的繁华都市。“车挂轊，人驾肩，廛閈扑地，歌吹沸天。”这是一座人烟稠密街道纵横热闹非凡的城市，车辆众多，时不时地相撞牵挂，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驾肩而行。房宇栉比盖满地面，歌声、笑声、喧闹声，如沸腾的波涛，直冲云天，作者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广陵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昌盛。“孳货盐田，产利铜山。”当年刘濞曾经在这里利用海水煮盐，利用铜矿铸钱。所以这里“财力雄富，士马精妍。”即国家富强，兵强马壮。在建设规模上也“侈秦法，佚周令。”这里的“侈”字，表示的不只是大于秦法，而是能够轻松地装得下秦的规模。这里的“佚”字，表示不只是仅仅的超过，而是远远地超过周朝的规模。“划崇墉，刳浚洫。”这里以“划”与“刳”，与“崇墉”“浚洫”相对，进一步说明国力的强大。把高大的山搬来做雄壮的城墙，好像是用刀子把高山割开搬来安在城外一样，挖深沟城壕，好像是用刀子劈开一个瓜一样。举世罕见的大工程，说的如此轻而易举，可见国力之强了。“图修世以休命。”为了永久美好的国运，所以刘濞不惜巨资，建设国防工程。“是以板筑雉堞之殷，井干烽橹之勤。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崪若断岸，矗似长云。“”这是对广陵雄壮险峻的防御工程极致的夸张描写，其规模上下超过五岳，宽广覆盖了九州的三分之一。其险峻似巍峨的高山，而陡峭又像河岸的断壁，远远地望去，又像是矗入天空的长云。“制磁石以御冲，糊赪壤以飞文。”“御冲指抵御重兵或者寇贼袭击的门，相传秦代阿房宫就是以磁石做门的。磁石就是吸铁石，能防止怀刃进入城门的人。可见城门不但雄壮坚固，而且防御功能极强，一般人未经允许，佩带武器是进不了城门的。与坚固城门相映成辉的是流光溢彩的涂有赤色花纹的城墙。刘濞在这里建立了奇伟壮观的城池，高大坚固的城墙，固若金汤的城阙，规模宏大的瞭望楼，频仍繁多的烽火台，希望“万祀而一君。”即希望刘姓的江山，万世相传，永远不败。但是世事难料仅仅地“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即只经过了汉、魏、晋三代，时隔不过五百年，竟然就瓜剖豆分的被彻底破坏了！那么毁坏成什么样子了，作者浓墨重彩的为广陵绘制了第二幅图画，即战后广陵破败不堪，荒凉凄惨令人毛骨悚然的衰飒图。
“泽葵依井，荒葛罥途。”“井”是人赖以生存的源泉，有井必有人，“途”是人走出来的路。井上长满了苔藓，分不出井来，路上葛蔓横爬竖绕寻不出路来，由此可见此地早已是荒无人烟了。“坛罗虺蜮，阶斗麕鼯。”堂前不但成堆的毒蛇爬来爬去，而且还有成群的短狐窜来窜去，台阶上聚合的獐子与结伙的鼯鼠噬咬打斗。真是一个荒芜的可怕的世界。“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现晨趋。”这里又是妖魔鬼怪的乐园，狐狸老鼠成精的摇篮，这些怪物或作法刮起阴风呼来恶雨，或发出怪异的狼嚎鬼叫声。它们夜里现身，凌晨隐去。这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世界。“饥鹰砺吻，寒鸱吓雏。伏暴藏虎，乳血餐肤。”饥饿的老鹰不停地刿嘴磨牙，阴冷的鹞子正凶恶地对着发颤的小鸟。埋伏的猛兽正在喝血吞毛，隐藏的老虎正在撕皮吃肉，这是一个充满血腥残暴的世界。“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多年的榛子壳新陈累积成堆成山地堵塞了道路，古道深邃莫测阴森可怖。在榛莽的阴影笼罩下，冉冉的杨树提前败落，青青的小草在颓毁坍塌的城墙上提前枯萎。这是一个荒凉悲哀的世界。“棱棱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严寒冰冷的阵阵霜气像刀子一样地袭来把万物扼杀，劲疾凌厉的狂风把无数的蓬草突然卷起在空中旋转，地上无故的沙石在风中猛然飞起在空中撞击呼啸。“灌木杳而无际，丛草纷其相依。”这样恶劣的环境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在荒毁中作者寻觅昔日深邃的城池，却发现早已被黄沙填平，在荒毁中作者突然发现昔日高峻的城墙的一点遗角，但却在视线中很快地骤然坍塌。作者在迷茫中抬起头“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作者一直望眼欲穿的寻觅往昔的影子，可即使是望尽天涯路，直到千里外，映入眼帘的只是茫茫的尘埃，滚滚飞扬的黄土。在这由蛮野、荒芜。鬼怪、可怖、血腥、阴森混杂组合的世界中作者“凝思”永固的城阙化为土；“寂听”黄风漫卷沙尘哭：纵然他“心伤已摧”，可叹千里黄埃无人诉！
作者借写景以抒怀，把诸多带有深厚内蕴的意象编制组合成宏观的两大巨幅对比图。在图中挥毫泼墨铺陈了昔日繁华的广陵与战后荒凉的广陵，抒发了自己对于人性野蛮残忍的隐痛与愤慨，展现了作者在冷酷世界中追寻美好的孤独心灵。
接着文章进一步叙述了昔日吴王刘濞时的广陵没落豪奢生活。“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雀马之玩，皆熏歇尽灭，光沉响绝。”那些美丽的雕花门窗，那些精美的罗帏绣帐，那些气势恢弘的歌台舞阁，那些汉白玉池边成荫的绿树，那些射鸟钓鱼的馆所，还有那些来自吴国蔡国齐国秦国的美妙的音乐与歌声，以及那些高超奇妙的戏法杂技，都早已化为灰烬没了香气，绝了音信没了光彩。“东都妙姬，南国佳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辇之偷乐，离宫之苦辛哉！”洛阳的妙龄美姬，南国选来的才女佳人，她们芳香如兰的香气，柔美如纨肢体，她们洁白的玉貌，她们红润的嘴唇，早已不复存在。尽管她们天生丽质，但终归难免掩埋魂魄于幽石下，埋葬骨肉于尘埃中，难道早已一抔黄土掩风流的她们还会记起与吴王同坐一车的宠幸与快乐，或者会想起打入冷宫的痛苦与悲哀吗？
这里作者从楼堂宫馆，声色歌舞，妙姬佳人的烟消云散。说明毁灭是美的必然归宿，不管是美物还是佳人，不管是权力还是财富，人世界一切的一切，都逃不出死亡和消逝的结局。往事悠悠如朝露，盛衰只有一理，盛极必衰不会永存。“天道如何？吞恨者多。”这就是天的规律，太多的遗憾就是世界与个人不可逆转的命运。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
“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千愁万恨化成一首人生无常歌：“边风急吹城上寒，田径路灭坟墓残，千年啊万代，终归灭亡还能有何言！”歌已尽而情未尽，辞已终而恨不平。全文至“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才点出主题，而这首歌又把主题推向了高潮，道尽了诗人伤逝怜人的缠绵深情，全文也因此升华为对人世界最终结局的普遍广泛的哀叹，表达了作者终极的悲观主义和伤逝情怀。至此已顿悟，此赋的主题思想不止于感发思古的幽情，也不止于感叹盛衰的陵替，诗人通过一个城市的变化，抒发了对人类终极结局的深深哀叹惋惜。尽管人的天性中有追求美的特质，可谁也无法挽留世界美好事物的消失，就像人们一生下来就为生存而努力，但最终的结局还是死亡，谁也无法逃脱，仅有的差别只是时间的迟早。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