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懊恼曲，亦作《懊侬曲》、《懊恼歌》。据《古今乐录》云：“《懊恼歌》者，晋石崇为绿珠所作。”《懊恼曲》即其变曲。《南齐书·王敬则传》：“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前四句借反面例子发端，含有明显的怨情。其后四句情绪发生转折，表达了女主人公仍相信人间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后八句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凄惨的爱情故事证明人间确有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这正是女主人公所希望得到的。诗的最后四句写的沉郁感人，悠悠的楚水映衬千年的野土，拉开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神驰古人爱情故事的同时又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怀恋之情。由满平野的“恨紫愁红”则可见同情焦仲卿和刘氏的人、物极多，甚至连泥瓦匠都不忍化作尘土的这对伉俪分开，就是烧瓦也要让他们成双成对，永不分离。最后二句写的颇有新意，在沉郁中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三秋庭绿尽迎霜，惟有荷花守红死。”这一联运用象征隐喻手法，借物写人。九月深秋时节，庭院葱绿的草木无不迎霜变色；惟有水上荷花，虽也叶枯蕊蔫，粉英凋零，却至死犹不改其红。诗句中一贬一褒，感情强烈；一绿一红，色彩对比鲜明，可谓瑰丽奇崛，凄艳动人。“守红死”的荷花，被诗人赋予了带有悲剧美的崇高人格，她同那些迎霜变色的绿草相对照，更显得坚贞不渝，光彩照人。以荷花至死犹红的意象喻指历代那些美丽多情，气节凛然的妇女，是诗人的独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