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吴江:县名,在江苏南部。亦为吴淞江的别称。
翠羽:翡翠鸟。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诗中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怡人。诗人飞驰想像,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美,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诗从一个“望”字着眼,“水月交融”、“湖平如镜”,是近望所见;“洞庭山水”、“犹如青螺”,是遥望所得。虽都是写望中景象,差异却显而易见。近景美妙、别致;远景迷潆、奇丽。潭面如镜,湖水如盘,君山如螺。银盘与青螺相映,明月与湖光互衬,更觉情景相容、相得益彰。诗人笔下的君山犹如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其用词也极精到。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犹如铁磨铜镜。
首句描写澄彻空明的湖水与素月青光交相辉映,俨如琼田玉鉴,是一派空灵、缥缈、宁静、和谐的境界。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和画面。“和”字下得工炼,表现出了水天一色、玉宇无尘的融和的画境。而且,似乎还把一种水国之夜的节奏——演漾的月光与湖水吞吐的韵律,传达给读者了。
接下来描绘湖上无风,迷迷濛濛的湖面宛如未经磨拭的铜镜。“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的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因为只有“潭面无风”,波澜不惊,湖光和秋月才能两相协调。否则,湖面狂风怒号,浊浪排空,湖光和秋月无法相映成趣,也就无“两相和”可言了。
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的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青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
“白银盘里一青螺”,真是匪夷所思的妙句。此句的擅胜之处,不止表现在设譬的精警上,还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在诗人眼里,千里洞庭不过是妆楼奁镜、案上杯盘而已。举重若轻,自然凑泊,毫无矜气作色之态,这是十分难得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得这样亲切,把湖山的景物描写得这样高旷清超,这正是诗人性格、情操和美学趣味的反映。没有荡思八极、纳须弥于芥子的气魄,没有振衣千仞、涅而不缁的襟抱,极富有浪漫色彩的奇思壮采。
此诗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表达了诗人对洞庭风光的喜爱和赞美之情,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高卓清奇的情致。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此诗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杜甫爱国忧君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对杜甫忠君忧国的衷心敬佩之情,深深同情杜甫颠沛流离、歌哭于风尘的不幸命运。全诗深稳典切,凝练有力,一气贯注,笔无懈弱,颇具骨力,尾联尤富思致。
诗的首句“不仅”二字,表明杜甫既是诗人,又是忠臣,同时加重了“忠”的分量,并将“忠”推到突出而明显的位置上。杜甫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却只作过一些卑微而闲散的官职。在成都,投奔好友严武,为节度参谋,也不得志,几个月便辞去了。“忌”“薄”相映,有力地表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是有才而不见用,空怀报国之心。这既是为杜甫鸣不平,又是对时代的批判。“沉沦”“乱离”,表明杜甫长期漂泊,一生潦倒。但他“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始终不忘国家,不忘人民,不忘“君父”。
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兼“契稷身”,最后连返回故乡的愿望也未实现,病卒于同他相依为命的一只破船上。“忧社稷”“老风尘”,正是杜甫全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诗歌,号称“诗史”。“信史文章自有真”,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诗歌以“契稷身”而“薄宦沉沦”始,以“儒士作忠臣”而“可怜”终,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杜甫的深沉感叹。
该诗惊奇之处就是第一句,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口吻说“先生不仅是诗人”,一下子把读者的兴头勾起来,令人拍案称奇。其次,该诗结构严谨,很有宋词讲“理”的意味。前后呼应,一问一答,脉络清晰。这首诗体现出蒋士铨的创作风格,感情雄厚,凝重,读来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升起。
这两首诗描写了作者登上百丈峰的所见、所思,境界阔大而高迈。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百丈峰所见到的营垒、胡天雄壮苍凉的景象,并联想到昔日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诗人登山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百丈峰的山景,而是曾经为匈奴长期占据、汉兵多次征讨的燕支山,可见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为游览,而是想要观察边疆关隘的地势,思索文治武功的才略。
“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有感慨昔日战阵已不在,如今胡兵仍猖撅之意。
“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诗人思前想后,对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赫赫功勋不由感慨良多。
“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诗人思接千古,看到北方继匈奴而后,又有羌、突厥等为祸中原,非兵戈所能平夷,因此多少征战都是徒耗国力而已。
“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面对自然界的从容与亘古不变,诗人更感到那几多征讨,几多纷扰,如今都湮没了,顶多留下记载。
全诗先写登山所见,遂由故垒胡天中联想到昔日的战争,诗人自然想到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追今抚昔后,结论是:“徒草草”而已,最后面对永恒的自然,诗人更感到困惑,只能在一片疑虑中,悲哀地结束诗章。诗人在《塞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并充满信心地提出“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可以是解决边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如今诗人面对“霍将军”的“连年此征讨”而“匈奴终不灭”的现实,不由陷人了新的彷徨。目睹‘“鸿雁飞”之景,诗人囿于积极用世的功利心态的枷锁,并没能体悟到顺其自然的妙处,只是陷入更艰苦的徘徊和思索之中。回首当年的几多征伐,如今纷扰依然,诗人不禁感慨万千。诗人久居塞外,与边疆人民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对边疆事务体察入微,往往更能觉人所未觉。这首诗堪称是诗人怎样对处理边疆纠纷,以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深深思考,因此此诗的政治意义与其文学意义一样光耀诗坛,横亘边塞。
第二首诗由上文对边疆守御的思考,由此而及晋朝在胡人的入侵中灭亡的史实,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和过程,深深感叹内政不修则外虏入侵,并以此讽喻时局。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诗人对晋国国灭,遭逢大难,感到痛惜。
“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原因,正因为内政混乱,才导致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才得以长驱直入。
“四海如鼎沸,五原徒自尊。”诗人指出政权衰弱则人民如待宰的羔羊,任由人侵者宰割。这是胡人入侵所造成的悲惨现实。
“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诗人居安思危,告诫当局者。
“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诗人总结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了那些只顾一味争名夺利者的可鄙可悲的下场。
全诗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过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潜伏的危机,最后诗人对追求名利的人提出批评。后来李唐王朝为后梁所覆灭,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一与南北朝一样的混乱时期。这首诗竟成了大唐王朝不幸的偈语,这或许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