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意谓:丽正殿设了书院,成了文人学士聚会赋诗的地方。东、壁,传说是主管天下文人的两种星宿;西园则是三国时期曹植设置的招集文士的学苑。作者在此以一双典故入诗,极写修建书院之盛举德顺长明,甚合天地古今之道。这是一种铺叙,同时隐含着读书人的儒雅清高。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意思是:诵读《诗经》,能了解国家大事;讲习《易经》,可知道天道变数的本源。“颔联写书院传经释易,纵横捭阖,从国风雅颂到四象八卦,商讨经邦治国之道,探问宇宙自然之理,与首联的衔接极其自然。这里作者明写书院的重要作用,但也流露出读书人对博学多识的自负,暗示自己的鸿儒之志今日得成的欣愉。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礼深。”意思是说:我忝为宰相,负有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重任;承蒙皇帝赐宴,不觉喝得酩酊大醉。诗至颈联一转,写自己蒙主重用,深被泽露,甚感知遇之恩,自当竭情而歌,尽忠以报。出句表现了对身居显职、重任在肩的自重与自矜,对句显出了对被泽承露的自得与陶然。
“载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大意是:心情激动,吟咏一支颂扬春和景明的乐曲;竭尽才智来依韵赋诗,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这两句集“载道”与“言志”于一体,浑然无间。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