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此诗首联点明严谟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颔联以高度的概括力,极写桂林山水之美,颈联写桂林迷人的风俗人情,尾联说到桂州赴任远胜过求仙学道或升官发财,流露出作者的艳羡之意,表达了作者的祝愿与不舍。这首诗将深挚的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中,清丽工稳,质朴淡远,既是写景名篇,又是送别佳作。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为然者,如郭沫若《游阳朔舟中偶成》云:“罗带玉簪笑退之,青山绿水复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记,拔地峰林立四垂。”日本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罗恐未宜,鸡牛龙凤各争奇”等。其实,桂林之山虽各呈异态,但拔地独立却是其共同特点,用范成大的话来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简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缓慢,亦恰如仙子飘飘的罗带。所以这两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状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只是秀丽甲于天下,其雄深则不如川陕之华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较女性化的。韩愈用“青罗带”、“碧玉篸”这些女性的服饰或首饰作比喻,可以说妙极。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二句则写桂林特殊的物产。唐代以来,翠鸟羽毛是极珍贵的饰品。则其产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黄甘”,更叫宦游者“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这二句分别以“户”、“家”起,是同义复词拆用,意即户户家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极普通的物产,对于来自京华的人却是感到新异的。
以上两联着意写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异之处,酝酿够了神往之情。尾联归结到送行之意,严大夫此去桂林虽不乘飞鸾,亦“远胜登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贵的是写出了逸致,令人神远。
韩诗一般以雄奇见长,但有两种不同作风。一种以奇崛见称,一种则文从字顺。这首诗属于后一类。写景只从大处落笔,不事雕饰;行文起承转合分明,悉如文句。
这首词从语气看像是出于女性所作,很有可能是作者设想中情人对自己的怀念。上阕“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写昼长天暖之时,闺房内外,十分寂静,甚至只有窗前轻风吹动翠竹的声音,才会惊动闺中的人,中断她的凝思,敲碎她的离愁。环境的幽美,衬托出主人公的孤寂、愁闷。“敲碎”既体现了静中之动,又以动衬静:“离”字点出了词中之情。
这两句景情结合,以景为主,虽是开头,但在全词中却写得最细腻。“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写出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所爱之人去了,自己孤独无伴,只好常常倚楼遥望,由于无人欣赏,所以也就无心去吹箫了。“人去”、“人独”,是“倚楼”、“吹箫”的原因。第一个“人”字是对方,是主人公想念的人;第二个“人”字是主人公本人。“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承“倚楼”句,写登楼所见的风景,又点出了时令。“千山绿”虽然可爱,但“三月暮”却又意味着春光消逝、好花凋谢,对于爱惜青春的女性来说,便有“满眼不堪”之感。这表现了主人公的身份和性格特点。“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上面写的,是日常的一般生活;这两句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细节。主人公不断地把情人寄来的信,从头细读,这进一步表现她的孤独无聊,也开始深入地揭示了她思念情人的深切感情。这是通过行动来写情的,是事中之情。
上阕写景写事,没有直接抒情。下阕“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直接抒情:情人寄来的信,满纸写着“相思”之字,说明他没有忘记自己,信中的字,不能安慰、满足自己的“相思”之意,也包含自己没有机会向情人倾吐相思、取得补偿之意。
思念情人除了空读来信之外,还设法安慰自己,但仍不免“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小珠般的点点眼泪,轻轻地、不断地滴在罗衣上,不但染衣,而且几乎“盈掬”。这两句再以事写情,体现了身份、性格特点,最可看出主人公是个女性。“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又接着以景补充抒情。“芳草”句,意本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而又有发展。对比辛词《摸鱼儿》“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或本作“无归路”,意同),则此说“不迷”者,便有盼望他能够回来和归程并不艰难的意思:“垂杨”句,指暮春杨柳长得浓密,却碍人眼界,使人不能远望。二句分写两边,而意自关联。因上句有盼望游人能归意,故倚楼望其或即翩然来归;但“垂杨只碍离人目”,“只”字有怪怨的感情色彩,怪垂杨别的作用不起,“只”起碍人望远的作用。两句将楼头思妇的细微感情,曲曲传出。
“最苦是、立尽月黄昏,阑干曲。”最后归结,仍从事中写情。第一句从早到晚,第二句呼应上阕的“倚楼”。垂杨遮眼,尽管望不到天涯行人的去处,但是仍然站在楼上阑杆旁边,直到黄昏月亮出来。因此用“最苦”两上字来充分地修饰,不仅详尽地表达了这两句,而且是详尽地表达了全词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