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在今甘肃酒泉地区嘉峪关市，是万里长城的西端，建于明代洪武五年 (1372)。依山而筑，居高凭险，南枕祁连，北锁居延，为丝绸路上之重要关隘，东西交通之要冲。作者在出关之际，立马关前，放眼山川，俯仰千古，感慨系之，挥毫写下了这组七言律诗。
本诗用对比映衬的手法，赞美雄关高险的气势。一、二两联是说： 高耸威严的雄关连接着西边的山河大地，关上的楼阁和秦地的树木遥遥相望，缭绕的城垣马低陇山的云烟。秦，指陕西省。陇，指甘肃省。这四句既写出嘉峪关接连东西交通的地理位置，也以巨大的空间幅度展示出它雄视关中大地，马低陇山云烟的气势。三、四两联是说： 登上关楼放眼河西大地，积雪皑皑的祁连群山好像擦着人的肩头挺向天外，辽阔无垠的大漠戈壁迎面扑来，使人感到迷茫。面对关山，作者不禁回首兴叹：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说崤函古关险要，可与嘉峪关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一丸泥”罢了!崤函古关地处河南境内山谷狭道中，在古代战争中，用少数兵力即可扼守，因有“一丸泥”即可“东封函谷”的说法。(参见《后汉书·隗嚣传》) 这里是以抑崤函、扬嘉峪的的手法，在对比映衬中充分抒发出作者初次出塞，雄关眺览时的强烈感受，而非着意贬抑崤函。
这首诗虽系诗人身处逆境，在贬谪途中所作，然写景寄怀，毫无衰飒、凄凉、感伤的情调。正如作者在西行前告别家人的诗中所吟咏：“出门一笑心莫哀，浩荡襟怀到处开。”由于他能以坦然自若的胸襟面对人生的荣辱得失，所以当他面对苍莽雄峻的古塞雄关时，豪情慷慨，笔底生辉，给全诗带来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绝无天涯飘沦憔悴，自怜自艾的感伤情调。在律诗优美和谐的声律和整齐谨严的对仗中，寓目所感，意象飞动，境界壮美，夸张激扬，气势万千，见出一位卓越政治家从容不乱的气度风姿，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对祖国关山的赤子深情。
这首诗是杜甫去从孙杜济家中受到杜济以米饭葵羹的招待，杜济可能露出勉强不耐烦的神情和举动，于是作者发出一阵牢骚和教训的话。全诗措辞委婉，语言幽默，虽是训示，却有情趣，显示了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按照陈贻焮《杜甫评传》的说法，杜甫当时在长安经常挨饿。此诗起二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语本陶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来找杜济，的确有想叨扰一顿饭的意思。“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是说达官贵人既然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四句写出了杜甫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诸孙贫无事”六句，表现了杜济的宅舍之景，可见杜济的境况也不太好。他看到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从“淘米少汲水”四句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还委婉地批评了杜济的待客态度。“阿翁懒惰久”以下又有明显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意思。这可能是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杜甫，因而引出了他的一番牢骚和教训来。杜甫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决不会因为杜济只有米饭葵羹招待而怪罪于他，这里的冒犯主要是杜济的态度。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杜济平日又懒散，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杜甫见了当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于是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两句是以自己的懒散反讽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话说得委婉而幽默，讽意自明。
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杜甫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说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显然是托辞。这几句也说明了杜甫居长安下杜城那段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这个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他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欲绝。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韦庄的律诗，特别是像这首描写自然风光的律诗，虽不像他的一些绝句那样内蕴深沉，发人深省，但它以明快清新取胜，在抒情状物方面也自有其可贵的特色。
其一，很少使事用典，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铸词造句，写出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感，以真切的情意来牵动读者的心灵。此诗咏“东湖”，开篇即从“满塘秋水”落笔，直接切题，起得爽健自然。接着，在夜里，在那碧绿深沉的湖水上，作者便让各种景色次第呈现出来；湖面上浮着十亩菱花，平展在明镜般清澈的水中；湖上横跨的新桥，像一条长虹，影子在水中荡漾；湖岸上，芳草如茵，睡着静静的池鹭；在清澈的湖底，月亮投下它的影子，像从天上掉了下来，而四围的山峰也倒映着它们的倩影，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作者以湖面为中心，将湖上、岸边、天上、四周的自然景物都组织在一起，汇集到湖中，成为活泼、优美、迷人而又宁静的一潭。这当中，既有平面的扩展，也有上下立体的交叉；既有动态中的活泼可爱，也有宁静中的安详恬和。然而，作者最后还说，那最能惹动诗兴的，还是黄昏时候，在烟雨迷蒙中，那响彻田野的阁阁的蛙声。诗中描述的这一切，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诗人的笔下涓涓流出，直淌到读者心间，沁人肺腑。文字上决没有故作艰深、矫揉造作之感，而是一任自然，如娓娓交谈，亲切动人。其中“蝃蝀”（dìdōng，长虹的别称）一词，虽出自《诗经·鄘风》“蝃蝀在东，莫之敢指。”但用在这里，和原诗意思已毫无关系，只是借来与对句的“鵁鶄”（jiāoqīng，即池鹭）对偶罢了，而中间两联的对偶，本是律诗应当遵循的规则，也不是勉强做作。至于“蟾投夜魄”，看来象是用了《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和《后汉书·天文志》（“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的典故，但月中有蟾蜍，本系古代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这里信手拈来，驱使自如，浑化无迹，毫无使事用典的痕迹。
其二，结构新奇，在自然流利的笔调中，暗寓着章法上的精心安排。作者写东湖，是从夜里开始的，从第二句“晚”字可知，第四句“睡鵁鶄”、第五句“蟾投夜魄”更可证明，特别是“当湖落”三字，说明已是月到中天，至少子夜了。但到最后一联，却以问句逗起，在时间上来了一个很大的逆转：“黄昏烟雨乱蛙声。”这真是石破天惊，出人意表。这一安排，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说明作者不是子夜才到东湖的，而是黄昏就来了，那时正一片烟雨，只听得满湖动人的蛙声，勾起了浓郁的诗兴。同时也说明前三联所写是放晴景色，雨洗秋光，格外清爽，暗中为第二句的“清”字作了最好的注脚。其次，前三联所写皆从视觉着笔，全是眼中所见，而最后补以蛙声，是耳中所闻，则进一步从听觉上为整个美景增添了气氛，视、听兼用，收到了声情并茂的效果。另外，尾联出现蛙声，也是为深夜的静寂作反衬，即以闹衬静。黄昏时候，烟雨苍茫的东湖是蛙的世界，蛙们引吭高歌，好不热闹，而此时，它们似乎都已倦于歌唱，安静地歇息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悄然洒下清光，笼罩一切，幻化一切，使闹后的宁静静得深沉，静得奇异，静得令人心醉。这最后一联的巧妙安排，使全诗格外生色，令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而留下悠远无尽的韵味。
其三，用字准确、生动，全诗音调响亮。诗中的动词，如“动”、“横”、“晚”、“投”、“落”、“倒”、“入”、“生”等，不仅准确，而且由于它们的频繁出现，便使本来静的景物有了动势，也使本来各不相干的景物相互融为一体，起了如同纽带般的关联作用。形容词“澄”、“清”、“乱”等，也恰到好处，例如用“乱”字来形容群蛙自由合唱的声音，真是维妙维肖，准确到不可移易的程度。特别是诗中还使用了“蝃蝀”、“鵁鶄”、“黄昏”、“烟雨”等双声词，读来流利自然，声韵和谐，增添了语言的音乐美。从中也可见作者熟能生巧的文字功底，他调动多方面的艺术手段，把东湖的自然美景表现得极为生动逼真，一片闲适之情，也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神往。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