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的是黄河下游的景致。作者行舟河上，视野开阔，所以诗中多从大处着墨，写出深沉、壮观、气势磅礴的景象。诗歌开篇两句就写出“积水穷天涯”的浩荡气势，表现出黄河的雄壮和开阔的景象。“天波忽开拆”两句写从水天一色开拆的缝中，看波“郡邑千万家”，然后看波城市，接着是城外的农田，读之令人如波如闻。这两句不仅气势雄浑，意境壮美，而且准确地捕捉住诗人坐船时特有的运动感受，落笔自然而有奇致。五六两句写作者沿河所波的盛况。“行复波城市，宛然有桑麻”，一方面说明盛唐时期人口多、集市经济兴盛的状况，另一方面桑麻繁盛也构成了平原以东地带城乡风景的一大特色。结尾两句描写作者回首时，只看波河水连天，看不波故乡了，由此抒思乡之情，情景交融，发人遐思，言已尽而意未穷。
这首诗写出黄河下游的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显示出王维前期山水诗歌的明朗风格。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洁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从思想境界看，此诗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静观”，即在社会之外看社会，人生之外看人生，景观之外看景观，充分体现了王维山水诗的深邃、幽静等特点。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这组曲子由两首小令曲组成。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这组曲的赏析。
令曲与传统诗词中的绝句与令词，有韵味相近者，有韵味全殊者。这两首怀古的令曲，前一首便与诗词相近，后一首则与诗词相远。
第一首曲子开头先用三个典故。一是秦始皇在骊山建阿房宫行乐，二是西晋富豪石崇筑金谷园行乐，三是隋炀帝沿运河南巡江都游乐。这三个典故都是穷奢极欲而不免败亡的典型。但这组仅仅典出事情的发端而不说其结局。“不堪回首”四字约略寓慨，遂结以景语：“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这是诗词中常用的以“兴”终篇的写法，同时，春意阑珊的凄清景象和前三句所写的繁华盛事形成鲜明对照，一热一冷，一兴一衰，一有一无，一乐一哀，真可兴发无限感慨。这与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首曲子的长短参差，奇偶间出，更近于令词。不过，一开篇就是鼎足对的形式，所列三事不在一时、不在一地且不必关联（但相类属），这是它与向来的“登临”怀古诗词有所不同之处。
相比较而言，第二首更有新意。这首在手法上似乎与前首相同，也是列举三事：一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二是吴蜀破曹的故事，三是班超从戎的故事。看起来这些事彼此毫无逻辑联系，拼凑不伦。然而紧接两句却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说到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做牺牲的普通老百姓，可见前三句所写的也有共通的内容。那便是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多见于载籍，但遍翻二十四史，根本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这一来，作者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疾苦更甚于末路穷途的英雄美人。在这种对比上，最后激发直呼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惊心动魄了。这个结尾句意义深刻且耐人回味。“读书人”可泛指当时有文化的人，也可特指作者本人，他含蓄地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一，用文化人的口吻去感慨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丰富的感情，有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叹惋，有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责难，有对“争强争弱，天丧天亡，都一枕梦黄梁”的感伤。其二，用文化人的思想眼光去理解看待历史与现实，能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显得真实准确。最后的“叹”字含义丰富，一是叹国家遭难，二是叹百姓遭殃，三是叹读书人无可奈何。在语言风格上，此曲与前曲的偏于典雅不同，更多运用口语乃至俗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写法，更是传统诗词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将用典用事的修辞，与俚俗的语言结合，便形成一种所谓的“蒜酪味儿”和“蛤蜊风致”，去诗词韵味远甚。两首相比，这一首是更为本色的元曲小令。
这两首怀古元曲，在内容上极富于人民性，无论是抨击社会现实，还是审视历史，都称得上是佳作。
咏史怀古诗历朝历代就是文人诗词中的重要一部分，对项羽——这位褒贬不一的霸王的评断更是经常出现在古代诗词中 ，如宋《夏日绝句》（李清照）、《题乌江项王庙诗》（王安石）、唐《题乌江亭》（杜牧）、明《书项王庙壁》（万象春）都是其中名篇，当然也包括本诗。
本诗开篇中规中矩，首联以现实之旅为切入点，引出下文对历史的评价。之后两联引用史实，颔联一贬一褒，矛盾冲突明显，也极大地蕴含着作者本人对项羽的爱恨交加。接着，作者通过范增、韩信两位名臣的政治遭遇深刻揭示了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一去”、“原来”两词不仅给人以极大的惋惜之感。尾联笔者认为尤为出彩，作者自问自答，以宋玉为屈原作招魂暗喻自己对项羽评判之事，足见其对项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