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诗《赠李白》为杜甫公元744年(唐天宝三载)所作。此诗共分两段,前八句为一段,后四句为一段。第一段八句自叙,表达厌都市而羡山林之情。第二段四句方及李白,赠李,表明欲遂偕隐之志。公元744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谮言,帝赐金放还。李白讬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李白从高天师授箓,同时事华盖君,隐王屋山艮岑。因此说“脱身事幽讨”。
此诗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风格清丽,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全诗八句,前六句写往“访”,重在写景,景色优美;末两句写“不遇”,重在抒情,情致婉转。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首联是说,隐隐的犬吠声夹杂在淙淙的流水声中,桃花带着几点露珠。
诗的开头两句展现出一派桃源景象。首句写所闻,泉水淙淙,犬吠隐隐;次句写所见,桃花带露,浓艳耀目。诗人正是缘溪而行,穿林进山的。这是入山的第一程。宜人景色,使人流连忘返,且让人想到道士居住此中,正如处世外桃源,超尘拔俗。第二句中“带露浓”三个字,除了为桃花增色外,还点出了入山的时间是早晨,与下一联中的“溪午”相映照。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颔联是说,树林深处,常见到麋鹿出没。正午时来到溪边却听不到山寺的钟声。
颔联写的是你是诗人进山的第二程。诗人在林间小道上行走,常常见到出没的麋鹿;林深路长,来到溪边时,已是正午,是道院该打钟的时候了,却听不到钟声。这两句极写山中之幽静,暗示道士已经外出。鹿性喜静,常在林木深处活动。既然时见鹿,可见其幽静。正午时分,钟声杳然,唯有溪声清晰可闻,这就更显出周围的宁静。环境清幽,原是方外本色,与首联所写的桃源景象正好相衔接。这两句景语又含蓄的叙事:以“时见鹿”反衬“不见人”;以“不闻钟”暗示道院无人。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颈联是说,绿色的野竹划破了青色的云气,白色的瀑布高挂在碧绿的山峰。
颈联写的是诗人进山的第三程。从上一联“不闻钟”,可以想见诗人距离道院尚有一段距离。这一联写来到道院前所见的情景——道士不在,唯见融入清苍山色的绿竹与挂上碧峰的飞瀑而已。诗人用笔巧妙而细腻:“野竹分青霭”用了一个“分”字,用来描画野竹、青霭两种近似的色调汇成一片绿色;“飞泉挂碧峰”用一个“挂”字,显示白色飞泉与青碧山峰相映成趣。显然由于道士不在,诗人百无聊赖,才游目四顾,细细品味起眼前的景色来。所以,这两句写景,即可以看出道远的一片净土的淡泊与高洁,又可以体会到诗人造访不遇,怅然若失的心情。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尾联是说,没有人知道道士的去向,我不由自主的靠着几株古松犯愁。
结尾两句,诗人通过问询的方式,从侧面写出“不遇”的惆怅,用笔略带迂回,感情亦随势流转,久久不绝。
此作的构思并不复杂,它写诗人的所闻所见,都是为了突出访道士不遇的主题。全诗辞句平易自然,纯用白描,景美情深。当然,并不是说李白这首诗已经写得尽善尽美了。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后期比较成熟的诗作,都写得十分洒脱、酣畅、飘逸、雄浑,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豪气。而他这首诗,在这方面的特点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浓郁。这说明此作还带有他早期作品的痕迹。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