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七发》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

　　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里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后正面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

　　《七发》是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通过为一个沉溺于安逸享乐的深宫生活的太子讲述广博有力的大千世界生动事实，最终成功医治了太子物质生活充实而心灵上空虚衰弱的严重疾病！

　　《七发》的艺术特色是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来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七发》体制和描写手法虽已具后来散体大赋的特点，但却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堆叠奇字俪句，而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对事物做逼真的描摹。如赋中写江涛的一段，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江涛汹涌的情状，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曰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再如赋中用夸张、渲染的手法表现音乐的动听，用音节铿锵的语句写威武雄壮的校猎场面，也都颇为出色。在结构上，《七发》用了层次分明的七个大段各叙一事，移步换形，层层逼进，最后显示主旨，有中心，有层次，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流于平直呆板。枚乘《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后来沿袭《七发》体式而写的作品很多，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等。因此在赋史上，“七”成为一种专体。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柏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拒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