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在此诗正文中,诗人表达了对友人好意的感谢,并且表明自己不愿意出仕的心愿。全诗十六句,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前八句,追忆与庞参军真挚深厚的友情。“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两句,说明两人不是旧交,而是新知。这从序文的“自尔邻曲,冬春再交”中可以看出。《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引谚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意思是说,如果人不相知,从初交至白头,还会像刚认识一样,没有友情。如果人各相知,即使是偶然乘车在道上相遇,也会像老朋友那样并车而谈,以至两车的车盖相切、倾斜,久久不忍分手。以下六句,追忆旧游。“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是总述。“赏我趣”当然是谦虚的说法,反过来说,也是陶渊明所处的林园环境的情趣,陶渊明独立的人格力量、高雅的生活方式,吸引、感染了包括庞参军在内的客人,因此使他们经常造访,时时登门,终于成为“相知”。下面四句,从两个方面来谈“趣”,实际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两人交游的内容和感情的基础。一是谈圣之趣,“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说明谈话内容的格调、境界之高,不是一般碌碌之辈汲汲于名利的庸俗之谈所能企及的。二是饮酒之趣,“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若能以酒助谈,则兴致更高,说明了交遇方式的高雅、闲适,感情交流的自然、融洽。当然,这也是“陶渊明式”的生活情趣和交友方式。
“我实幽居士”以下八句是第二层,抒发依依惜别的情怀。正因为相交深、知遇厚,所以一旦分离,就无法扯断联络感情的纽带。诗人自己是立志归隐之人,没有俗务缠身,不会因公事鞅掌,东西奔走;而朋友却要远离自己而去,从此天各一方,因此希望别后能常通音问,以释遥念。“物新人惟旧”,语见《尚书》:“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意思是:器物求新,而朋友间当以旧谊为重。但即使感情相通,不惧相隔万里,也终究无法改变天各一方、江山阻隔的现实,不复能时时谈笑宴饮。只能希望你在远方自己保重身体,以后相会,还不知在何年何夕呢?这一层诗人抒发的感情十分细腻丰富:分手在即,不免感伤、怅惘;感伤之余,又要嘱咐常通音信,叮咛保重身体,对分手后的“情通万里”,来年的重新相会寄托了希望。显得十分朴实、深沉。
这是一首送别诗,又是一首表达真挚友情的抒情诗,反映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一个侧面。同陶诗的其他篇什一样,这首诗也以它的真情真意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按理说,送别诗完全可以写得愁肠百结,缠绵绯恻,令人不忍卒读,但这首诗却以明白如话的诗句,举重若轻,朴实无华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真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它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天然”、“真淳”造成的。
这首诗前二句写所见晚云的最初形态,并顺手点题。中间六句写晚云变幻所构成的奇异景色。最后两句写诗人为晚云的奇妙景象所吸引的情形。这首诗借助新奇的比喻和联想手法,巧用典故,成功地把晚云难写之动景展现了出来。
开端二句,写所见晚云的最初形态,并顺手点题。这句点明描写对象。乌云在晚风中舒卷离合,集散不定,犹如支离割裂的河滩,尚未连成一片,故说“断续如破滩”。
中间六句写晚云变幻所构成的奇异景色。由于云层浮动和日光照射,天边晚云出现了五颜六色、绚烂多姿的形象:忽而展开了金黄的翠尾,仿佛是仙女弄玉引来的一群凤凰;随后又变成了身披五彩织锦的牛群,牛尾上还捆着光焰四射的火把,就像齐人田单指挥的火牛阵;一会儿又成了阒寂无声的步兵阵,如同暗中包围了敌寨,正等待着夜深发动奇袭,穴城而入……诗中“秦女鸾”,是借用秦穆公之女弄玉的故事。“连牛”“缀燧”,是借用田单的故事。“伺黑”两句,是写奇兵围城的情景。诗人在这里飞驰想象,借助古代故事,采用一系列复杂的比喻,写出晚云的奇妙变幻,手法是新巧的。
收尾两句,是写诗人为晚云的奇妙景象所吸引的情形。一阵风吹散了晚云,天边了无一物,诗人还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船头凝望。这既暗示了景物之奇,使目睹者不暇旁顾;又写出了晚云之幻,面前的瑰奇物象倏忽过眼一空。且还补出写景的立足点,点明以上描述的一切,都属诗人途中所见,从而增强了真切感。
梅尧臣认为好诗要能“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首诗正是借助于新奇的比喻和联想,把晚云的难写之景,展现于人们的眼前。
首联紧扣题面,点明题意,但又含蕴着奔波无定、生计日窘的悲辛。杜甫本来是“性豪业嗜酒”的,何况是天涯沦落,前途渺茫,所以夜来痛饮沉醉而眠,其中饱含着借酒浇愁的无限辛酸。天明之后,湘江两岸一派春色,诗人却要孤舟远行,黯然伤情的心绪自然流露出来。
颔联紧承首联,描写启程时的情景。诗人扬帆启航,环顾四周,只有岸上春风中飞舞的落花在为他送行;船桅上的春燕呢喃作语,似乎在亲切地挽留他,一种浓重的寂寥凄楚之情溢于言表。岸上风吹落花,樯桅春燕作语,这原本是极普通的自然现象,但诗人“以我观物”,而使“物色带情”,赋予落花、飞燕以人的感情来“送客”、“留人”,这就有力地渲染了一种十分悲凉冷落的气氛,这种气氛生动地表现了世情的淡薄,人不如岸花樯燕;同时也反映了诗人辗转流徙、飘荡无依的深沉感喟。这一联情景妙合无垠,有着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梁代诗人何逊《赠诸旧游》一诗中,有“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之句,写得很工致。杜甫这一联似从此脱化而来。但诗人在艺术上进行了新的创造,他用拟人化手法,把花、鸟写得如此楚楚动人,以寄寓孤寂寥落之情,这就不是何逊诗所能比拟的。
颈联是用典抒情。诗人登舟而行,百感交集,情不能已,浮想联翩。身处湘地,他很自然地想到西汉时的贾谊,因才高而为大臣所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他又想到初唐时的褚遂良,书法冠绝一时,因谏阻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为潭州都督。历史上的才人志士命运是何等相似,诗人也正是因为疏救房琯,离开朝廷而沉沦不遇。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古人的遭遇才引起诗人感情上强烈的共鸣。诗人是在借古人以抒写情怀。前人论及诗中用典时强调以“不隔”为佳,就是说不要因为用典而使诗句晦涩难懂,杜甫这里用典,因是触景而联想,十分妥贴,“借人形己”,手法高妙。
诗的最后一联进一步借古人以抒怀,直接抒发诗人沦落他乡、抱负不能施展的情怀。贾谊、褚遂良在不同的时代都名高一时,但俱被贬抑而死,而诗人流落荆、湘一带,漂泊无依,世事不堪回首,沉郁悲愤之情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诗人感叹身世、忧国伤时的愁绪,如湘水一样悠长。
这首五言律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或托物寓意,或用典言情,或直接抒怀,句句含情,百转千回,创造了深切感人、沉郁深婉的艺术意境,成为杜甫晚年诗作中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