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上片一开头，上片起句的描述即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于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接着的“晓云空，卷残红”是非凡想象的描写，写的是晓云散后，空无所有，残红，残余花朵，片片被东风卷起，春色情地抛却人间而长逝，以春色无情衬托出词人对故国的多情。福王亡，唐王败逃，词人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多病的词人不免再添上几行清泪去挽留“春天”，无奈的挽留并不奏效，看似一股的伤春之辞，实寓国破家亡之痛。“苦”，是极甚之辞，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的笔触便落在了“楚宫吴苑”上。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如今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一句所描绘的一番惨景。“恋芳丛”二句所写游蜂对芳丛的留恋，“游蜂”包含忠于南明的志士仁人、爱国遗民在内，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词人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隐喻来年便可以恢复故国河山。肯定的语气，体现了词人胜利的信心，乐观的精神。“人自伤心”顶“楚宫吴苑”句，也顶上片；“花自笑"顶“恋芳丛”四句，深寓了忧国的情怀。最后两句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意：故君不知何处，而桃花依旧含笑。这仍然是对胜利的乐观。东风是卷去残红、送走了春天的无情之物，因此要叫燕子去咒骂它。这里借用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的典故，以表达词人对清军的南侵屠杀所抱有刻骨的仇恨。
此词上片比兴，亡国之恨隐藏于春尽之恨之中，下片从实赋其事写入，全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
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诸侯震惊。前258年，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釐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了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於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他“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游于赵国，适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面折辩者。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而谢之。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絏、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周昙《全唐诗·春秋战国门·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惰，十万如无一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