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庭院中的芍药花艳丽虽艳丽,但格调不高;池面上的荷花明净倒是明净,却缺少热情。
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整个京城。
注释
庭前芍药:喻指宦官、权贵。芍药:多年生草本植物,属毛茛科,初夏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
妖无格:妖娆美丽,但缺乏标格。妖:艳丽、妩媚。格:骨格。无格指格调不高。
芙蕖:荷花的别名。
牡丹:著名的观赏植物。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后以木芍药称牡丹。一般谓牡丹之称在唐以后,但在唐前,已见于记载。
国色:倾国之色。原意为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此指牡丹花色卓绝,艳丽高贵。
京城:一般认为是指长安,但刘锬编的《咏花古诗欣赏》、鲍思陶等编的《中国名胜诗联精鉴》以及谢明等编的《历代咏物诗选读》认为此诗中的京城是指洛阳。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唐代高宗、武后时始从汾晋(今山西汾河流域)移植于京城,玄宗时犹视为珍品。此诗即写唐人赏牡丹的盛况。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由陶敏、陶红雨校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根据诗中用李正封“国色”之语推测此诗为大和二年(828年)至五年(831年)作者在长安所作;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认为,此诗作于唐大和年间作者重入长安之时;高志忠的《刘禹锡诗编年校注》认为,此诗与《浑侍中宅牡丹》作于同时;吴钢、张天池《刘禹锡诗文选注》疑此诗为永贞革新时所作。
此词的调名即是题目,写的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江城的风物。从既是郡城,又曾有越国宫殿等情况来看,自然写的是古会稽。前三句“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写的是江城的外景:一江碧水从城东流过,江面空阔,沙滩阵阵风起,好一派秀美、旷远的江郊景色。“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是对此城历史的回顾与沉思。越王勾践是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之一,他就曾在这里建都,可如今已不见痕迹,往日的宫殿一直上已是一片片红藕翠蘋了,这就点明了此城的显赫历史,增加了一个描写层次,无异于在它的背景上涂了一层古老苍凉的底色,丰富了江城的形象。当然作者的怀古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说任何雄图霸业、奕奕生光,都经不起时间的销蚀而云飞烟灭。尾三句“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集中描写最富江城特色的景观:登上临江的水楼,卷起帏帘,凭窗一望时,只见鱼跃浪翻,激起千片飞雪,一江雨雾,迷迷蒙蒙,蔚为壮观。尤其是此番景色是透过水;楼窗口而摄入眼帘的,更如一幅逼真的画卷,美不胜收。
此词仅三十五字,却把一个江城的风物描写得如此形神兼备,笔力实在不凡。究其奥妙,大约有三端:一是注意多侧面、多角度的描写。它先从远观角度写江郊景色,次一历史眼光看湖塘风光,再用特写镜头写水楼观涛。如此不仅层次清晰,而且颇富立体感。二是注意色彩的调配和多样。斑斓的鵁鶄、碧绿的江水与白色的沙滩构成一种清新淡远的色调;翠绿的蘋叶与鲜红的荷花相配,又以秾丽的色泽耀人眼目;浪花之如雪和水雨之蒙蒙又构成一种朦胧混茫的气象。三是注意景物的动态描写,如鵁鶄的起飞,碧水的东流,半滩风吹,浪花飞舞等等,这种动态景象,无疑赋予江城以勃勃的生机和飞动的气韵。在秾艳的牛峤词中,此词可谓独具一格。
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棨记载,是李白奉召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是第二首。这是一首奉诏而作的表现宫中生活的诗。李白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此诗当作于次年早春。
首联写春景,为全篇作环境渲染。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比喻。但以“嫩”和“香”点染,则柔枝轻摇,如睹其形;雪海氤氲,如嗅其馨。虽着意点染,但仍极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后面四句描写皇帝的宫廷生活。玉楼、珠殿、雕辇(装饰华美的人挽车)、洞房(神仙洞府般的房屋),铺陈皇家富贵,旖旎风光。“翡翠”、“鸳鸯”均水鸟,后者雌雄双栖,常以喻情人或夫妇。玉楼、珠殿,均非水鸟栖息之所。这里是语意双关。既谓宫廷楼殿装饰着各种禽类雕塑,以表现其富丽堂皇。诗词中多称香炉为“金兽”,称被盖为“鸳衾”,也就是这个意思。也以喻人。“巢”亦作“关”。玉楼、珠殿关锁着众多的宫女。她们都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笼中之鸟。诗人对那些不幸的宫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翡翠,似指一般宫女。鸳鸯,其中之一当指李隆基,而另一位,当然就是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这也给尾联以赵飞燕比喻杨玉环作了伏笔。“妓”指女乐,“歌”指歌女,通指能歌善舞的宫女。妓需要花中选花,歌需要百里挑一,足见歌舞妓队伍之庞大。“随雕辇”,“出洞房”,乃是互文。这两句是说,后宫四万,佳丽三千,都是为皇帝一个人的享乐而存在的。从技巧上讲,这两句将宫廷深似海、宫女多如云的皇家气派渲染得酣畅淋漓。古人评诗之善言富贵者,倒不在乎多用金呀、玉呀这类字眼,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漫叟诗话》)李白这两句,可谓乃善言皇家富贵者也。
据《后汉书》,赵飞燕及其妹均有宠于汉成帝,其妹居“昭阳舍”。但《三辅黄图》称赵飞燕居之,此即李诗所本。“昭阳”与“珠殿”相照应,因汉代昭阳殿就是多以“明珠翠羽饰之”。尾联指杨玉环也与赵飞燕一样,在宫中美貌第一,得宠亦第一。这里表面上似乎是一片赞美之词,实际上暗含讽刺。《诗经》中《君子偕老》一诗,是齐国人讽刺齐宣公夫人宣姜的。宣姜在宣公死后,与其庶子姘居生子。诗中盛赞她头饰、衣衫和容貌之美,惟独不赞扬她的品德。言外之意是讽刺宣姜缺德。李白以杨玉环比汉之赵飞燕,其言外之意自然将唐玄宗比汉成帝了。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导致了“开元之治”。但到了后期,沉迷声色,任用奸佞。诗人是抱着“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愿望应诏入京的。而玄宗却只让他侍酒陪宴,“俳优蓄之”。诗人于失望之余,一再在应制诗中婉言讽谏,希冀沉醉于“温柔乡”中的皇帝能记取前朝荒淫祸国的教训,改弦更张,重振朝纲。这,就是此诗的微言大义吧。
此诗前三联对仗工整,全诗词藻华赡,音韵和谐,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确实“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本事诗》)。且承转自然,一气呵成,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
肇自齐梁的宫体诗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情感缠绵悱恻,语言纤巧农丽,风格绮靡浮艳。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却华丽而不失清新,铺张而不忘讽兴,如仙韶妙音,不同凡响。虽是奉命而作,却能自留地步。所以沈德潜说这组诗“于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唐诗别裁》)。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诗的第一句:“素花多蒙别艳欺”便明显地指向人事。有不少人轻视乃至鄙弃素色的花卉,而专门喜欢那些妖艳的花朵。封建社会的上层社会也是这样,一些朴实无华,不善于表现自己的人往往被忽视,被埋没,被欺凌,而一些华而不实的家伙则往往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欣赏与重用。这句诗明显地指向了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诗的第二句就更明显了,瑶池是传说中的神仙世界,是无比高雅神圣的地方。诗人说白莲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占据一个位置,这明显地是在说那些有才能的人应该在人类社会上得到自已应得到的地位。这里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有自况的意思。可是,在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被摧残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使诗人感到愤怒,也使诗人感到悲哀,因此在此诗的最后两句,诗人塑造了在晓月清风之中即将凋谢的白莲这一形象,让人们注意,向人们提出了问题。这就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控诉封建统治者摧残与埋没人才。这首诗就是这样通过对白莲的吟咏,揭露了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被摧残的不合理现象,为被埋没、被摧残的人才鸣不平,为他们发出呼呼的。这首诗诗主要运用象征的手法,议论与描写结合得十分巧妙,语言也通俗易懂,概括力强。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这首诗看似仍在描写人美、舞美,但君臣迷乱,荒淫无度,已经让原本美好的女性变为了毒药。
曹植由备受亲宠的子臣变成了被监管的罪人,他对当权者的淫逸腐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亲眼目睹君臣迷乱、荒淫无度的生活,对魏国朝政焦急忧虑。诗中细致入微的描绘,集中表现权贵们酒肉女色的彻夜之欢,酒具、酒菜、女饰、女舞等无不显示出主办者的地位、身份,篇末又通过客人的言辞反衬出主人的淫乐无度。这首诗纯以叙述、描写出之,终篇未有一句评说性的议论,让读者好似亲眼所见一般,这是颇有匠心的。长时间处于“危疑禁锢”之中,曹植不能不谨小慎为,“改心回趣”,但只要人们把那些描述百姓痛苦生活的诗拿来对读,便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诗人埋藏在权贵淫乐图背后的真正用心:他是把憎恶、愤怒的主观情感溶进了平和、冷静的客观描写中,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际里却是激流飞湍。这是曹植去世前几年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