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它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世。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自宋玉于《九辩》中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即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我言”说出的是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阔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一个“排”字，所蕴涵的深意，尽在不言中了。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它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素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冶情的美的感受。

　　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扬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此诗作于诗人初离朝廷之时，写诗人登高望远，看到天地广大无边，群物被霜而秋，从而想到光阴飞逝，荣华似群，人生短促，身世飘摇，贤愚颠倒，最后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悲叹。全诗感慨朝政昏暗，贤愚颠倒，世路艰险，表现了诗人老大无成，决心归隐的愤懑之情。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四句乃登临所见之秋景。茫茫天地间，但见严霜覆万物，西风吹荒野，道不尽景象的浩大空洞与苍凉萧索。这景象，既是大自然深秋的画面，又是社会冰冷的写照。诗人不仅身寒而且心寒了。

　　第五、第六句，说明他遭遇的不顺逐。他在41岁的时候，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初始心情兴奋，想有一番作为，但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贤能之士屡遭排斥、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谗言诋毁，在长安不满2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故发出以上2句诗。此2句也可看出他不艳羡荣华富贵。

　　第七、第八句，说明他不顺逐的际遇是因“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所致。“徂辉”即落日之余辉，这里暗喻朝政不明。“浮云”，喻谗毁他的恶势力。

　　第九、第十句，进一步说明当时朝廷用人不当的现象。“鸳鸯”是传说中高贵的鸟类，“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枳棘”乃两种多刺的恶木，非“鸳鸯”所能息止。然而，“鸳鸯”竟栖身于此，与得意的“燕雀”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诗人以此上下错位的现象比喻君子失所，小人得志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具体说明了本身所遭遇到的正是有才而不得善待的情况。

　　第十一、第十二句，说明诗人无奈及无能为力的心情。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只好归隐，同时自由地吟唱《行路难》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归去来”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剑歌”，指孟尝君食客冯欢因未被重用曾弹剑而歌意欲离去事。它们已成为封建社会失意者的精神武器。诗人李白即以此为武器，准备拂袖而去了！《古风》（其三十九）与《行路难》是李白的同期之作，但风格迥异。《行路难》直率激越：愤不遇，则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信心，则狂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体现了诗人的独特气质和李诗的主要风格。《古风》（其三十九）则显得含蓄婉曲，感情和缓。与此诗风格及内容最为相近的是《古风》（其五十四）皆为：愤不遇。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沉郁而又奔放的感情，隐微而又显豁的比兴。诗中描写那风霜肃杀的寒气，“浮云”、“徂辉”的昏暗，“燕雀”、“鸳鸾”的反常，无不笼罩着一种沉重郁结的压抑；而那“登高”远望的气概，“漫漫”天地的胸襟，“流群”、“波澜”的感喟，慷慨悲愤的“剑歌”，仍然掩盖不住浪漫主义“诗仙”的一腔豪气。清人沈德潜说：“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诚然此诗不似其它作品那样矜才使气，放浪恣肆，而是沉郁之中仍带奔放，压抑之下不掩豪气。

　　通篇多用比兴象征，但又不像阮籍《咏怀八十二首》那样“文多隐蔽”，“难以猜测”，而是“微而彰”，“婉而丽”，讽刺的深意埋藏在连翩而来的物象之中，可谓深得风雅之旨。其次，此诗虽属古风，然多用对句，如“霜被”与“风飘”二句，写尽天地空间；“白日”与“浮云”二句，概括昏君奸佞；“梧桐”与“枳棘”二句构成贤愚对比。虽平仄不拘，而事类颇对；虽时用典故，却信手拈来，自然无迹。凡此，皆有“清群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不功而工”之妙。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

　　这是一首以词代简的长调，用赋法铺叙，直发胸旨。词中有对梁汾的深情慰藉，有相思相念的诚挚友情的抒发，也有“壮怀都废”的牢骚。全词沉雄郁勃，顿挫跌宕，情致深婉。

　　首句“木落吴江矣。正萧条、西风南雁，碧云千里。”看似没有写出寂寞的心情，但实际上千言万语都已经融会在了词章中，碧云千里之下，西凤大雁，还有萧萧的落木，这些景象，无一不是透露着寂寞。

　　而后的寂寞便是叠叠加深，“落魄江湖还载酒，一种悲凉滋味”。一种悲凉滋味在心头，纳兰与顾梁汾虽然情谊深厚，但顾梁汾总是要离开的，这首词便是纳兰写与顾梁汾的赠别词，友谊再长久，也抵不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所以。重回首、莫弹酸泪”，这都是天意，何必去计较呢。

　　只要彼此心中有着牵挂，总还是会有见面的一天的。“不是天公教弃置，是才华、误却方城尉。飘泊处，谁相慰。”这里是纳兰安慰顾梁汾的话，顾梁汾怀才不遇，纳兰必然也是看在眼里的。他告诉顾梁汾，不要怀疑自己，只要坚持，总有雨后天晴的一天。

　　在下片开始，纳兰便开始感伤自己：“别来我亦伤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壮怀都废。”在寂寞中，打发时光，这是一件很惆怅的事情，此处的词章，句旬写出寂寞，纳兰最擅长写寂寞，此处他虽然没有提及，但每个字眼都让人觉得深入骨髓的清冷。

　　“天远难穷劳望眼，欲上高楼还已。君莫恨、埋愁无地。秋雨秋花关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计。”天高虽然任鸟飞，但自己却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词在最后，纳兰也只得悲伤地感慨道：“人岂得，长无谓。”是啊，生命总是世事变幻无常，宿命安排，岂是人事能预料的，还是听天由命吧。

　　这是一组“爱情三部曲”。从开头至“与绾合欢便带”为第一部，定情：写一见钟情，“琴心先许”。从“记画堂”至上片结束为第二部，幽会：写两心相知，互赠信物。词的下片为第三部，相思：写物在人杳，再会无期。

　　人们往往将古典诗词中所写的美人香草当作作者寄托深意的象征物，试图透过它探寻重大的政治主题。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屈原的《离骚》便是明证。但若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固定的格套，定要苦心孤诣地寻求每一首“美人香草”词的政治寓意，则近乎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了。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贺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独倚危栏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思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演其诗为《石州引》词。悼亡诗词，不知即为此姬作否？”看来，古人并不都古板，吴曾并不以“情事”、“情词”为嫌。那么，读者对于这首《薄幸》，不妨即以其男女情的本色来鉴赏，亦无伤“大雅”。

　　诗无达诂。吴曾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合理想象的事实依据。“贺方回眷一姝，别久”，与此词正合。全词的情感核心正是一个“眷”字。“姝”者，美女也，词中所写的“淡妆多态”、“轻颦浅笑娇无奈”，正是“这一个”美女的独特之美──“多态”：“淡妆”是多态的反衬；“轻颦浅笑”是多态之一斑；“娇无奈”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多态”。而这种形体之“多态”，不正是她内心多情而又娇羞的复杂心态的自然流露么？此词下片所写相思之苦，也正由“别久”引发。吴曾所引之“姝寄诗”，情思深婉，形象鲜丽，引喻贴切，又可见这位姑娘文才之美。所以作者眷恋不已。如果是这样，这首《薄幸》词当作于二人定情之后、爱人寄诗之前的一段相思时节。

　　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的特色，除了“多态”、多情之外，尤为引人注目的突出之处在于主动。这与传统“佳人”形象有质的区别。试看，她对意中人“的的频回眄睐”，怎不令人销魂；她一旦确认知音，便“琴心先许”、“绾合欢便带”、“把香罗偷解”，又是何等的果断、痛快！在这位真情如火的姑娘身上，可以窥见白朴《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身影。“的的”二字，颇值玩味；既表现了作者相思时回忆往事如在目前的真切情景，又生动传神地托出了女子频送秋波的明确信息。“的的”二字迭用，虽属罕见，但用在这里却非常明晓畅达，充溢着生活气息，使读者眼中幻化出这位勇敢女性的神采。

　　这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定情”，纯用白描手法，恰与姑娘的“淡妆”相融谐。第二部“幽会”，不宜用白描了，便以景衬情，选用了“画堂”、“风月”、“睡鸭”、“鸳屏”等典型事物来暗写。第三部“相思”为全词重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初次幽会之后再不见那位姑娘“踏青挑菜”，也就是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第二层写多次托人传书递简，但阻隔重重，音信难通。第三层写后会无期，百无聊赖，度日如年。这三层步步递进，逼出了一个“苦”字。于是在心中暗暗怨恨那位“冤家”的“薄幸”；于是更加珍惜那不可重复的“定情”与“幽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初的黄金细节：“淡妆多态……”。全词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循环往复的“情结”结构。

　　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爱情母题：有所爱，但不能得其所爱，而又不能忘其所爱。这首词也是一个佐证。如果与那些汗牛充栋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小说戏曲相比，贺铸这首小词所反映的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无疑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