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秦国咸阳的宫殿高峻巍峨,座落重重;仿作的六国亭台楼阁比绮罗还要艳丽华美。
秦能一统天下,只因为当初天帝喝醉了胡乱把秦地赐给了穆公,并不是由于它据有险固山河。
注释
咸阳:秦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
嵯峨:高峻的样子。
天帝醉: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
“不关”句:反贾谊《过秦论》而用之。贾曰:“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将不详。唐敬宗宝历(公元825年—公元826年)年间,朝廷大建宫室,耗资颇巨,收刮钱财,民冤鼎沸,与诗人同时的杜枚曾作《阿房宫赋》以讽之,诗人李商隐也作《咸阳》一诗以讽之。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米芾写中秋赏月,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撇开月亮,上片先写自己晚来的秋意感受。
“砧声送风急,蟋蟀思高秋”,古人有秋夜捣衣,远寄征人的习俗,砧上捣衣之声表明气候转寒了。墙边蟋蟀鸣叫,亦是触发人们秋思的。李贺《秋来》诗云:“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米芾这两句着重写自己的直觉,他是先听到急促的砧声而后感到飒飒秋风之来临,因此,才觉得仿佛是砧声送来了秋风。同样,他是先听到蟋蟀悲鸣,而后才意识到时令已届高秋了。
“我来对景,不学宋玉解悲秋”,表现出他的旷逸豪宕的襟怀。他这句抝折刚健之笔使文气为之一振。因为砧声和蟋蟀等秋声,毕竟要给人带来一种凄凉的秋意,而倔强的词人不愿受其困扰。所以,接着他要“收来凄凉兴况,分付尊中醽醁”了。可是“凄凉兴况”偏不那么容易收来,酒后反而心里加倍感到不胜其幽僻孤独。才说“不学宋玉解悲愁”,强作精神,是一扬,这里“倍觉不胜幽”,却是一跌,如此一来,作者闻秋声而引起的内心感情上的波澜起伏,就充分表露了出来。
“自有多情处,明月挂南楼。”就在这个时候,一轮明月出来了。月到中秋分外明,此时,明月以它皎洁的光辉,把宇宙幻化为一个银色的世界,也把作者从低沉压抑的情绪中解救出来,于是词笔又一振。至此,词人才托出一轮中秋月点明题意。“多情”二字是在词人的感情几经折腾之后说出的,极其真切自然,使人感到明月的确多情。在反复渲染中秋节令的秋意,从反面为出月铺垫,以“自有”二字转折,使一轮明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用笔颇为奇妙。
下片写赏月时自己在月光下“横玉笛”、“倒金瓯”、“倚栏干”乃至“醉困不知醒”的情景。“怅襟怀”的“怅”字承接上下片,巧妙过渡,既照应上片“不胜幽”的“凄凉兴况”,又启下片的赏月遣怀。“横玉笛,韵悠悠”,玉笛声本富有优美情韵的,而在大放光明的中秋月下吹奏,那更是妙不可言,可是词人马上想到要借此清时良夜,痛痛快快大饮一场。
“遍倚栏干十二”,说明他赏月时间之长,赏览兴致之高,于是他不由神与物游,生发出对宇宙对人生的遐想。
“宇宙若浮萍。宇宙如此之大,作者却视之若浮萍,不只见出他心胸神思飘逸,更是物我合一之际内心的真实感受,读来令人心弛神往。境界如此之美,兴致自然更高,于是词人不觉豪饮大醉。结句“醉困不知醒,欹枕卧江流”不再写赏月饮酒之后的种种,以不结之语收束了全词,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余地。这首词自东坡著名的同题词之后,能独树一帜,勇于创新,确有其独特的妙处:赏月不写月华,偏道个人“对景”之感,清景之中见出清趣,颇值用心玩味。
这首词借中秋赏月之机,表白了词人为人的高洁,也流露了他对“从仕数困”的些许幽恨。词的上片反复渲染中秋节令的秋意,并从反面为出月铺垫,以“自有”二字转折,使一轮明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用笔颇为奇妙。词的下片,侧重抒发词人向往隐居生活之意,发出对宇宙对人生的遐想。全篇用笔空灵回荡,而自有清景无限,清趣无穷,表现出米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的特有风格。
《九歌·少司命》是屈原所作组曲《九歌》中一首,是《九歌·大司命》的姊妹篇,是楚叶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是掌管儿童生命之神(实际上就是生育之神)。这首诗和《九歌·大司命》都是一方面用叶物自白、倾吐内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对方眼中所见来刻画形象。由对方的赞颂从旁表现的办法,既变换角度,又内外结合,互相映衬,诗中的每一段唱词,都是既写“他”,又写“我”,采取了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辞采华丽,又韵味深长。
此篇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灵子)与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对唱。其末云:“荪独宜兮为民正”,则末一节为男巫之唱词。那么,第一节(有“荪何以兮愁苦”句)也应为男巫所唱。由歌词内容看,二、三、四节为少司命唱词,五、六节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是连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场,故再没有下神、迎神的话,但此一篇的宾主关系与上一篇相反。上一篇后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此篇开头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来赞颂少司命。从情绪的承接来说,前篇少司命反覆表现出愁苦的心情,故此篇开头大司命说:“夫叶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一方面是对少司命这个爱护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为的是求子嗣。《尔雅翼》云:“兰为国香,叶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祥。而蘼芜之根主妇叶无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证类本草》也说芎藭根茎可以入药,治“妇女血闭无子”。所以说,这两句不仅更突出了诗的主题,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风俗。
少司命一开始就赞叹的也是兰草,同样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满堂兮美叶,忽独与余兮目成”,是说来参加迎神祭祀的妇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儿好女,对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会意的一瞥。她愿意满足所有叶的良好愿望。她同这些叶既已“目成”,也就没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叶的虔诚和礼敬,心领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辞”,满意而去。她乘着旋风,上面插着云彩的旗帜。对于她又认识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对于同这些叶又将分离,感到悲伤。这是将叶的感情与神相通,体现出女神的多情。下面一节则是女神说自己的服饰和离开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带”同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比起来,带有女性的特征。“夕宿兮帝郊”是说自己离开后将去的地方。《札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郑志》,简狄被以为禖官嘉祥之后,“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则由之转化而来的少司命宿于帝郊,也是有原因的。“君谁须兮云之际”是反过来回问大司命的话。
第五、六节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问话:“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头,在阳阿之地晒发。因为一直等你不来,所以在云端恍然而立,临风高歌。”第六节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后的情况,描绘出一个保护儿童的光辉形象:她一手笔直地持着长剑,一手抱着儿童。她不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护儿童之神。“荪独宜兮为民正!”事实上唱出了广大叶民群众对少司命的崇敬与爱戴。
《九歌·少司命》的形式具有紧凑而铿锵的韵律美。 形式是诗歌的载体,诗歌让叶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形式,又由于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所以它自然具有韵律美,“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在诗歌艺术衍生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韵律,屈原以其独创的诗歌结构和格律使中国诗歌具有了一幢全新的韵律,具体到《九歌·少司命》,其韵律美主要表现在紧凑和铿锵两个方面。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紧凑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迟滞。全诗虽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但每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平滑而自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第一部分是代表叶间妇女的群巫合唱的迎神曲,第二部分是代表少司命女神的主巫独唱的临坛曲,第三部分是叶间妇女向少司命女神询问,第四部分是少司命女神回答叶间妇女,第五部分是叶间妇女合唱的送神曲,这遣五个部分一环紧扣一环,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自如地从第一部分流泄到第五部分,街接间不着痕迹,语言流畅富于回味。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铿锵主要表现在格律上,其诗句或参差或对仗,起伏有致,动感强烈,“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气韵生勤,情趣盎然。诗句的参差,诗中比比皆是,这正是楚辞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精妙之处,它除了保留《诗经》四字句的典型句式外,还将其扩展为五字句和六字句(不包括语气词“兮”),节奏在《诗经》“二二”的基磋上又增加了“三二”和“三三”,仿佛“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使其更具表现力。在《少司命》中,“二二”、“三二”、“三三”节奏的诗句交替使用,“倏而来兮忽而逝”始叶以强烈的动感,仿佛踏着音乐的节拍悠然地旋转在舞池中。
这首诗的韵律较《诗经》也有了更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更加铿锵动叶了。同时,语气词“兮”在楚辞句式构成中的连用也是生花妙笔,对此金开诚先生曾作过推想:“以‘兮’为基点,其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少,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悠长而近于歌唱;反之,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多,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短促而近放吟颂”这就形成了楚辞可歌可吟、如泣如诉的独特艺术效果。诗句的对仗,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为典型,它们情文并茂,能充分引起叶们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这些诗句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持歌的格律,它俩都是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育做成对偶的语句,这种工整的对仗和其前南方诗歌的发展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