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温暖的巴江是这样的美丽迷人,我在身旁不惧四季风霜岂怕岚烟瘴雾薰蒸。
即使我能实现美好的愿望,去朝拜蜀帝杜字,又怎么愿意逢着凶猛的苍鹰?
精卫不停地投掷小石,妄想把大海填平,大雁含着尖锐的芦苇也难逃弓箭的伤损。
我正向那知来不知往的乾鹊,为什么不脱身远遁由南向北飞到雕陵?
注释
北禽:北来的飞鸟。
瘴: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
朝:朝拜。
杜宇:即杜鹃鸟,传说杜宇本是古蜀国的国君,失国而死,化为杜鹃。
苍鹰:性凶恶的猛禽,搏杀小鸟为食。此处代指严酷凶恶的人。
填海:指炎帝之女,因游东海淹死,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木一石去填东海之事。后常以“精卫填海”喻人意志坚定不移。
铦:锋利。
矰:一种用丝绳系住以便于射飞鸟的短箭。
乾鹊:传说中筑巢只取树梢枝而不取堕地桂的鹊。此处意指奋力进取,不甘屈居人下的人。
雕陵:地名。
鸣橹诗人于大中五年随东川节度使柳仲邪至成都,见闻蜀中除跟吐蕃和党项之间的民族纠纷外,还爆发了蓬果二州的农民起义,知道这里并不是王道乐土。无论到何地任职,他都会充满了一种忧谗畏讥的心理;但谗虽可忧,却不可避;讥虽可畏,却也难防,这么一来,诗人竟是连明说的勇气都没有了。这首诗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辞·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最初的古辞已经失传。乐府里收集的同名有24首,最早的是曹操的这首。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求贤若渴,希望人才都来投靠自己。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全诗分为四节,逐而一一分析。
第一节主要抒写了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中有两处都提到了“酒”,酒在魏晋时期,多受到魏晋诗人的喜好。无论心情愉悦,或是悲伤,感慨时都不难找到酒的影子。本诗中,第一句话就用酒来作开头引出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最后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中“杜康”相传发明酿酒的人,这里也是指代酒的意思。其中我们如何去理解诗人这种人生苦短的忧叹呢?诗人生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肝肠寸断,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改变乱世局面,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叹。
第二节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三节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高中课本中“掇”的解释为:拾取,采取。何时可掇: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第四节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加深。“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实际上是说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诗人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我这边来。最后“周公”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我曹操,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关于“周公吐哺”的典故,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这话似也表达诗人心情。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