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化用杜甫《曲江》及李白《襄阳歌》句意，抒写了诗人当暮春时节与知友放情欣赏风光，在花前尽兴醉饮的豪迈情致。诗中全无伤春滥调，词情明快，表现了诗人健康爽朗的胸襟。
“秦帅端明”姓司马，是文彦博的老友。清明后的一日，诗人与他会饮于李氏园池，首句便作描写：时当清明后的暮春，二人来到李氏园池。李氏园恰临洛水，园中树木丛聚，池水汪汪，“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潜《游斜川》诗序）。因此紧接第二句便说：“暂同游赏莫相违。”单就字面意思而言，与杜甫的大致不差，但由于所言对象有别，故诗意便不尽相同了。杜甫乃以拟人化的语气与“风光”言，诗人在此却向同游者说道：既然良辰美景当前，游园会饮便是赏心乐事了，让我们共同尽情游赏吧，尽管是暂时的（短时间的），可也莫违背了我的心愿啊！诗人接下来的两句说：我们还有游赏的有利条件呢了，“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杜甫还须寄语风光，求得风光首肯以后方能游赏，诗人在这里却说，他们“不要传语”，此句意思，详而言之，即是苏轼所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简而言之，便是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因此不须人先去传语，可以听任大家于花前觥筹交错，恣意观赏，尽兴方归了。
杜甫的那一联另有深意。诗人这首诗所表现的，则是他悠然闲适、尽情享受李氏园内阳春烟景的感情。语言圆美流转，格调清新明快，与杜诗的沉郁顿挫相比，别有一番情调。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小诗主要写景，而情隐景中，驱遣景物形象，传达了怀乡、思友的感情。在暮春三月的晴江之上，诗人仰视，有落日与绮霞；遥望，有远山如眉黛；俯察，有青青的芳草。这些物态，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情，就从中生发出来。
首句炼在“低”字。在生活中可观察到，日低时才见晚霞，日愈落下，霞的位置亦愈低，就是“落霞”。一个“低”字写出此刻晚日沉沉，含山欲坠；落霞经晚日的金光从下面映射，更显得色彩斑斓，极为绮丽。晚日与绮霞，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次句“远”字传神。青山一抹，宛如美人画眉的翠黛。这一美景，全从“远”字得来。近处看山，便非这种色调。
第三句“青”字最见匠心。这里“春”下单着一个“青”字，别有韵味。这个“青”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同一杼轴。王安石的“绿”，由“过、到、入、满”等经几次涂改方始得来，足见锤炼功力。韩琮在此炼得“青”字，早于王安石几百年，应该说是“先得我心”。正是这个“青”字使全句飞动起来，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河畔，吹“青”了芳草，绿油油，嫩茸茸，青毡似地沿着河畔伸展开去。这一盎然春意，多靠“青”字给人们带来信息。
全诗着力点最终落在末句“望”字上。“望”字承前启后，肩负着双重任务。前三句的景是在诗人一望中摄取的。由望景联想到望乡，望乡自不免怀旧，所以诗题不仅标出“晚春江晴”，而且缀以“寄友人”。然而诗人为什么不说“正是望乡时”，偏说“不是望乡时”？望景怀乡，望景怀人，本是常情，但诗人故意不直陈，而以反意出之。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下片中所说的：“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不言愁而愁益深，此诗不言望乡而望乡之情弥切矣。
全诗四句，有景有情，前三句重笔状景，景是明丽的，景中的情是轻松的。末一句收笔言情，情是惆怅的，情中的景则是迷惘的。诗中除晚日、远山都与乡情相关外，见春草而动乡情更多见于骚客吟咏，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都是。韩琮此诗从“晚日”、“远山”写到“春草”，导入“望乡”，情与景协调一致，显得很自然。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斯言可于这首小诗中得到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