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秋思本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题目之一。长期以来，人们由这一题目生出的无数感慨，已使秋思的词义本身便凝聚着思索自然之秋和人生之秋的丰富内涵。而马致远《夜行船·秋思》更是包孕弘深、独具一格。这一套曲将参透名利、离绝是非的处世哲学寄托在叹古讽今、嘲风弄月的牢骚里，浓缩了他在《陈抟高卧》《黄粱梦》等剧目和其他散曲中反复宣泄的内心苦闷，表现了他因半世蹉跎、饱谙世情而形成的纵酒肆志、超然尘外的人生态度。
马致远的《夜行船·秋思》从思想内容上扩大了散曲的表现范围；并充分利用元曲语言俚俗明快、句式节奏自由的特点，从表现艺术上提高了散曲的境界。这一套曲由七支曲子组成，第一支曲以人生当及时行乐的感慨领起全篇。题为秋思，不写秋景，但迟暮之悲、忆旧之情处处关合“秋”字，实是从人生的晚景虚写自然的秋意。反过来，“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写韶华过隙之感，则是以自然之春倒映人生之秋，“今日”“明朝”的夸张更加强了光阴流逝的急速感，春花又与“梦蝶”在字面上相照应。“梦蝶”用《庄子·齐物论》的典故，既烘托了百年犹如一梦的迷惘之感，又以词藻的装饰美点缀了春意。人生如梦已成滥调，庄周梦蝶也是熟典，但用惜春之情反写悲秋之思，尚不落俗套。末句“急罚盏夜阑灯灭”利用虚词的省略造成意思的含混，又从及时行乐的老话中翻出新意：“急罚盏”三字声短调促，把催人赶快行令罚酒的意思连同急不可待的语气一起传达出来了，而这三字与“夜阑灯灭”之间又有一个停顿，便兼有两重含意：一是赶快罚酒直到夜深灯息，即“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之意；一是赶快罚酒--却已夜阑灯灭，也就是即使急急行乐，犹恐不能及时之意。这支曲缓起急收，以入声为平声。起调平稳，与长嗟短叹的表情相应，愈往后愈急促，在言犹未尽时顿断，这就为以下六支曲子展开古今纵横之谈留下了余地。
第二、三、四支曲子从兴亡之悲谈到贪财之愚，慨叹所谓名标青史、功业不朽、富贵久长的虚幻，以证明及时行乐的实在。
第二支曲否定了帝王无上的权威。秦宫汉阙化为一片衰草，成了放牧牛羊的原野，昔日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只落得渔夫樵子几句闲话。如此悲凉的意绪却化为一句刻薄的挖苦：若不这般兴衰更替，渔樵便没有闲话可说了。这出人意表的冷嘲应有无限感触，可又将千古兴亡说得何等无足轻重。至此意犹未足，还要追补一层：纵然是留下几座荒坟，横着几块断碑，也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辨认那上头模糊的字迹了。古人将刻石立碑看作不朽功名的象征，此处“龙蛇”本指碑刻文字龙走蛇舞的笔势，但这词也常用于比喻古代帝王，所以“不辨龙蛇”语意双关：既然连铭功记史的碑文都已字迹莫辨，那么后人又如何分辨历史上那些龙争蛇斗的风云人物呢？“秦宫汉阙”着眼于帝王生前之贵不能持久，“荒坟““断碑”着重于死后之名不能永存，这就用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彻底否定了历代文人所讴歌的青史留名的人生理想。
第三支曲直接用议论和反问对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意义提出了怀疑。“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两句，由于押韵和字数的限制，实为倒装：多少英雄豪杰，到头来连荒坟断碑都没有，他们的葬身之地已变成了狐狸野兔出没的场所。这一倒装恰好利用“投至”二字含有“及至”的意思，在语气上与第二支曲承接，情绪和句意也正相连属。鼎足三分指魏、蜀、吴三国之争，也兼指所有群雄纷争的时代，正如秦宫汉阙不限于秦汉，也代表所有强盛统一的王朝，这虽是诗词曲怀古咏史的常套，却也有典型意义，且正好按朝代顺序排列，使两支曲连成一气：鼎足三分的功业半途夭折，到如今魏在哪里，晋又在哪里呢？千秋功罪，后人又当怎样评说？所以这茫然的一问与“不辨龙蛇”之意相生发，抹掉了多少豪杰争夺天下的功过成败和是非。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些狐踪兔穴，已被历史湮没的英雄们当初逐鹿中原的纷争也就像兔奔狐窜一样没有意义。这一支曲结尾连用两个叠问，使魏、晋和秦、汉首尾呼应，字法灵活多变，章法周密严谨。
第四支曲由叹古转为讽今，内容与上二支曲并列，意思更透过一层：帝王豪杰的功业尚且化为乌有，更何况看钱奴的万贯家财。可笑这些人心硬似铁，一味地爱钱如命，看不透人生好景不常，为欢几何，空使锦堂风月虚设，根本不懂得赏心乐事。全曲四句，分两层递进，看钱奴的庸俗愚蠢和昼锦堂的良辰美景两相对照，俚俗的白话和清雅的词藻各得其所。元代另一个杂剧家郑廷玉根据神怪小说《搜神记》所作的《看钱奴》，写一个周姓贫民在天帝的恩赐下变成一个为富不仁、极其吝啬刻薄的百万富翁，有助于理解“天教富，莫太奢”的意思。此处讥刺看钱奴的贪吝鄙俗，实际是将汉诗中“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汉乐府《西门行》）的老调翻为新曲。
以上三支曲子已将功名富贵都参破，第五、六两支曲子便转而陈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眼前红日又西斜”写一日之内光阴的流逝，遥承“百岁光阴”而来，“疾似下坡车”的比喻从羲和驾日车的常用典故脱出，化雅为俗，生动有趣。“晓来清镜添白雪”反用李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成青丝暮成雪”的意思，引出“上床与鞋履相别”这句玩笑，好像把俗话说的“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稍加提炼发挥，便成了至理名言。不过这句貌似参透生死的俏皮话里隐藏着愤世嫉俗的深意，所以紧接着劝人莫笑自己像不会筑巢的斑鸠那样拙笨，这不过是糊里糊涂地装傻而已。自称不善营生之计，其实倒是离绝名利是非的上计，明说一向装呆，又点出浑浑噩噩混世的不得已。下一支曲说：“利名竭，是非绝。”正是上一支曲结尾的言外之意。“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三句鼎足对，用鲜明的对比色描写自己隐居尘外的清幽环境，构图别具匠心：绿树青山本来一近一远，层次分明，但一遮屋角，一补墙缺，便像一圈遮挡红尘的屏障，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在“竹篱茅舍”中，造成了隔绝是非名利的小天地。上一支曲全用散句，既无对仗，又无雷同的句法，这一支曲全为对句，散而有序，整而不板，雅词与俗调相间，典故和俚语并用，活泼和谐，妙趣横生。
最后一支曲煞尾，正面点题：可叹人生在世，只有睡觉时才得安宁，天一亮便有万事干扰不休。至此说到蛩吟才扣住秋景。人间万事归结到一点，无非是争名夺利，所以下面用一组鼎足对，将古往今来世上的一切纷争都比喻为“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蚁阵蜂衙”“浮生如争穴聚蚁”的说法虽在元曲中常见，这三句却因连用确切精当的叠字排比对仗，把蚁穴、蜂窝、蝇群的形状写得特别麻人。作者的功力还不仅在于能将封建社会中世人的丑态形容到如此恶心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能以迥异于世人的高雅情趣与之相对照，表现出细宇宙、小万物、俯视尘世的超然神情。
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