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此诗前三联均写舟中所见南湖景色，宛然一幅颇富动态，明媚秀丽的湖上春景图，尾联由湖上景物引发对“楚乡”的思忆。全诗语言精工凝练，风格清丽流美，写景如画，颔联对句和颈联出句尤为出色。
此诗前三联均写舟中所见南湖景色，而“湖上微风”四字实为所有景物特征之根由。举凡“入槛凉”之触觉感受，“翻翻菱荇”“野船着岸”“水满带波”“浪花无际”之视觉感受，“芦叶有声”之听觉感受，均缘“湖上微波”而生。而“浪花无际”一句又暗递到尾联“忆楚乡”。盖因诗人之旧乡即在烟波浩渺之太湖滨，故见此“浪花无际”之南湖遂自然引起对“楚乡”之思忆。
诗人在遣词用字上颇见功力。颔联出句中的“野”字用得好，像是刻意凝练过才下笔的，其中透着一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意蕴，而温庭筠之所以客居他乡，正是被俗事所扰。温庭筠笔下多次出现类似这般适于隐逸的景物，可见他对野趣是颇有眷恋的。还有“偎”字运用了拟人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小船轻倚着长满青草的湖岸时的温馨、静谧景象，表达了诗人对眼前景象的喜爱之情。对句的“带”字生动形象地写出水满伴着余晖从水面飞掠而过的轻灵（轻盈）的动态美，使整幅画面活泼灵动。
颈联的“疑”“似”二字有传神之妙，以虚托实，更见南湖景色之美。“疑”字用得尤为传神，蒙蒙如雾霭之雨仍嫌太大，故用“疑”字更进一步的将雨“细”化，细到只能闻声，不能辨形的程度。古代文学中，常有将动词用作形容词的，然而若使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词性的转变，则雕凿之迹显矣，实非上品；而观温庭筠此“疑”字的用法，词性未变，但却有形容词之效，极妙。
此诗风格清丽流美，写景如画，诗句于平淡之中见新奇，其中“水满”句和“芦叶”句尤为出色，宛然一幅颇富动态、明媚秀丽的春景图。
《郑风·丰》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个屈从父母意志的弱女子，她没有对抗父母的干涉。她的遭遇是不幸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深同情的。虽然，她未能与心上人结合，但她对心上人的挚爱之情却丝毫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更加深切了。在她的脑海里，爱人的容貌是那样的丰满美好，体魄是那样的健壮魁伟。想起这些，她的心中充满了无法消解的悔恨之情！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爱人在巷口、在堂上等她去成亲，幸福生活仿佛在向她招手。但却因父母的变卦，最终她没有能跟他走。如今悔恨之余，她要作最后的努力，呼唤爱人重申旧盟。她幻想自己穿上了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迫不及待地呼唤男家快来人驾车迎接她过门去成亲。这种由满腹悔恨引起的对幸福生活无限向往的强烈感情，在诗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诗中抒情主人公对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现实中是一种无望的追求。她其实并没有找到越过急流险滩通向幸福彼岸的渡船。在诗中，读者充分了解她的怨恨之情是对着她父母的，但却无法知道她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父母的态度。她只能幻想有朝一日她的心上人派人来把她迎娶过去。看来等待她的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可悲命运。可以说，这首诗是对旧社会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
抒情主人公对爱人的感情是深沉的，对自己屈从于父母的意志流露出极度的悔恨，希望爱人重申旧盟心情表达得极其迫切，一句话，直抒胸臆，酣畅淋漓为此诗抒情的一大艺术特色。一、二两章中抒发的未能与爱人结合的悔恨之情，读者仿佛能听到她的叹息声；三、四两章中抒发的迫切想与爱人结合的向往之情，读者仿佛能听到她的呼唤声。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都极其成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抒情主人公由深深的悔恨而引起的向往幸福生活的幻觉，这种悲剧意味极浓的感情大跳跃，读者读后不能不为之动容。
这首诗借咏中秋的月亮，表明世上万物不可能完全一样，存在着千差万别。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意思是此时此地“圆魄”（明月）当空，又怎见得此时彼地（“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呢？千里指很远的意思，风雨可借指人生的无常和艰辛。你怎么会知道外边千里之外的世界，没有风雨呢？
人人“皆言”的未见得就是真理。大千世界，变化万千，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深化、发展的，一种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持这种认识的人数的多寡，即便对人人“皆言”为是的，也要敢于怀疑，不断深入地探索。其二，认识问题最忌以此代彼，以偏代全，以对局部、片面的现象描述替代对整体或本质的探求。见到此时此地皓月当空而想象四海皆同，便正是以此代彼、以偏概全。
这首五言绝句，写此地有月光，彼地有风雨，意在风雨，而非赏月。李峤其人曾三度任职宰相，对政坛的风云变幻自然十分敏感——高空中一轮明月照射大地，众人都说今夜各处的月光都一样明亮；可是谁能晓得千里之外，无雨骤风狂？这首诗以咏月为题，揭示了一个真理：世上的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不可能全都一样。正如中秋夜，此处皓月当空，他处却风雨交加。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