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咏梅寄情的比兴手法，悼念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同时也激励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诗人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上阕写深冬的梅花横斜傲岸于窗前；并以拟人手法，用一个“笑”字来形容梅花的无尽风采。梅花含笑盛开于“百花”之前，而 “百花”当是指万紫千红的春日。寒梅顶着盛大的春天，但可惜这梅花的笑容难以持久，到了春天就凋零了。诗人在这里，借梅花的开与落这一自然景观，道出了内心的哀思。
艾地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当时在印尼正如日中天，形势一片大好，但没想到情况陡 地发生逆转，眼见就要来临的大好春光反而凋残了，革命之火被扑灭了——但艾地同志的音容笑貌却不断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
下阕，诗人表面上仍是写初春调残的梅花总是会凋残的，要凋残就凋残吧，赏花人何必自寻烦恼，花开花落有它自己的规律，花儿蓄积的芬芳在等待第二年盛开。
除了这表面一层写景外，诗人也在此寄寓了另一层深意。
诗人将自己悲痛的感情作了一个调整，勉励自己与勉励其他同志，不应一 味沉湎于悲哀之中，为愁烦所困扰。该失去的自会失去，但只要不懈奋斗，总会有所得的。并从中升华出一个道理：共产主义战士前 赴后继，是不可能被彻底摧毁的；失败中也有教训，也孕育着成功。我们不应为印尼共产党短暂的挫折而深深忧愁、不能自拔。就像 年复一年蓄积着芬香的梅花一样，他们也正在蓄积着更大的力量，他们终会有得胜的一天。
在全诗最后一句中，诗人引领我们向上升起，让我们心中豁然明亮起来，而不是在悲哀中暗下去；使我们满怀希望，再次充满革命的斗志与豪情。
首联叙事，言岐王奉诏离开京城去九成宫避暑。“帝子”，指岐王。“丹凤阙”，泛指帝京宫室。“天书”，天子诏命。“翠微宫”，非实指终南山之翠微宫，而是以“翠微”为形容语，直称九成宫。山气青苍叫“翠微”，九成宫建在山上，以此相称，便微透一股青翠幽静之气，既与题目的避暑相切，又开启下文的铺开描写，有曲径通幽之妙。
颔联，颈联集中写九成宫消暑胜地的景致。白云绕窗，并从户牖的缝罅中偷袭入来，沾惹衣上；卷起帘翠，刘镜理妆，山泉的投影即在镜中，则窒面悬瀑可知。瀑水投下峡谷，谷在林封树掩之中，透过密林，传来欢声笑语般的哗哗水声；而重重房室都在岩问绿荫之中。四句把“翠微”二字具体形象化，写出一个云拥雾绕、树抱水环的胜境，这还不是如登仙界吗?尾联即顺此以夸耀收结。仙境也未必胜过此地，不必学王子晋成仙了。“吹笙”，用王子晋的典故。《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风鸣．游伊洛之间，被浮丘公接上嵩山。这个典故选择甚妙。恰合“帝子”岐王的身份。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词从环境描写入手：“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这两句景物搭配上，一远一近，一大一小。前句是全镜头，摄取了秋江、秋空和洲渚的画面，显示出远景的辽阔以及秋郊的寂寥。后句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在蕉花上。美人蕉叶肥花大，花色深红，惹人注目。但是这一句的描写，却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词人构思的艺术匠心使此带露的鲜花，带上了人具有的饮泣、愁怨的情态，从而为全词定下了凄凉愁怨的主调。不仅如此，词人何以选择蕉花而不是其他的花来描写，除了因其显眼这一点外，还隐喻的有“美人”之意。这两句，既描写了黄陵庙的环境，也暗喻了庙中女神湘妃的愁怨情怀，开篇起得很好。“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牡丹亭》中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可见世间爱是可以穿越生死路。当娥皇、女英在现实中得不到爱情时，便投湘水而死，化为“湘夫人”，鼓瑟之声，希望远去的心上人的灵愁还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借以寄托慰问、慰藉哀思。帝舜走后，二妃惟有时时弹奏瑶瑟，让美妙的音乐声荡绿波，借以寄托慰藉哀思。黄陵庙里的神女塑像栩栩如生，香冷粉消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头上梳着像花一样的环形发鬓，耳边的头发似绿云重重，二妃居于古祠殿中只有飒飒冷风濛濛苦雨与她们为伴，表达了二妃的凄怨和内容的情感。挥泪成斑，湘浦鼓瑟充满了飘渺的神话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气息。“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又是词人惋惜二妃悲剧性的死，以景结情含有余不尽之意。 [6]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以其哀婉动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歌吟讽咏的常见题材。张此词即咏此事。词的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余韵悠长，与开头悲剧呼应。
这首词咏怀古迹，凭吊湘妃，将追怀帝舜的湘妃如怨如慕之情写得“祭神如神在”，且写了人神之共性，具有人类通常具有的优美情怀。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叙二妃事；娥皇、女英的形象与黄陵庙环境的阴冷气氛融为一体，情景相生，酿造出一股凄凉愁怨的情味。作品“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创造出幽艳空灵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