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诗歌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了田叟，也讽刺了当权者。

　　全诗语言精工，用典精当。田园生活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俗人际关系相比，纯朴厚直、了无机心的田叟也能使诗人感受到返朴归真的禅意，自然清景，对于红尘喧嚣的世人，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效用。受无常左右的凡夫俗子，蝉蜕红尘，就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官场污浊的憎恶。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玉垒高桐拂玉绳，上含非雾下含冰。”主要描绘桐树的俊拔和坚毅的品性。梧桐的生长环境是恶劣的，它的枝叶为云气所缭绕，它的脚下是冰雪。梧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种与凤凰相连的佳木，诗人在描写中刻意渲染一种悲凉的氛围。山名用“玉垒”，玉石高洁出尘，已有一种坚硬的感觉；桐称“高桐”，本身也有一种悲剧气质。

　　“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感叹高桐白白长得高大，最后被人斫作秋琴去弹《坏陵》古曲。栖息于树上的鸟是那传说中最洁净的凤凰，而诗人特意选择“紫凤”一词加以美饰，色彩上更加鲜明；琴说是“秋琴”，也是在着意突出一种寒凉之意。

　　诗人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这首七绝在艺术上细美忧约，具有抑郁的情调和忧伤美。

　　《小松》借松写人，托物讽喻，寓意深长。

　　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显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小松》前两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一特点。

　　“自小刺头深草里”描写小松刚出土，的确小得可怜，路边野草都比它高，以至被淹没在“深草里”。

　　但它虽小而并不弱，在“深草”的包围中，它不低头，而是“刺头”——那长满松针的头，又直又硬，一个劲地往上冲刺，锐不可当。那些弱不禁风的小草是不能和它相匹敌的。“刺头”的“刺 ”，一字千钧，不 但准确地勾勒出小松外形的特点，而且把小松坚强不屈的性格 、勇敢的精神 ，形象地勾画出来了。一个“刺”字，显示出小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必然由小变大。

　　“而今渐觉出蓬蒿。”蓬蒿即蓬草、蒿草，草类中长得较高者。小松原先被百草踩在脚底下，可现在它已超出蓬蒿的高度；其他的草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个“出”字用得精当，不仅显示了小松由小转大、生长变化的情景，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出”是“刺”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凌云”的预兆。事物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故小松从“刺头深草里”到“出蓬蒿”，只能“渐觉。“渐觉”说得既有分寸，又很含蓄。是谁“渐觉”的呢？

　　只有关心、爱护小松的人，时时观察、比较，才能“渐觉”；至于那些不关心小松生长的人，视而不见，哪能谈得上“渐觉”呢？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小诗的后两句是说，那些人当时不识这可以高耸入云的树木，直到它高耸入云霄，人们才说它高。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发出深深的慨叹。这里连说两个“凌云”，前一个指小松，后一个指大松。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也无多大意义。小松尚幼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果能识别它就是“凌云木”，而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识见，才有意义。然而时俗之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见识，所以诗人感叹说：眼光短浅的时人，是不会把小松看作栋梁之才的，有多少小松由于时人不识，而被摧残、被砍杀啊！这些小松，和韩愈笔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不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杜荀鹤出身寒微，虽然年青时就才华毕露，但由于“帝里无相识”（《辞九江李郎中入关》），以至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一生潦倒。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不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由于诗人观察敏锐，体验深切，诗中对小松的描写，精炼传神，诗情与哲理，幽默和严肃，在这首诗里得到有机的统一，字里行间，充满理趣，耐人寻味。

　　上片，披露宫廷侍妓“暗伤春”的“两眉策”神态。“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写侍妓浓抹“暗伤春”。“腻红”，“檀唇”，描艳妆，凭此香诱谁，可谓艳妆浓抹难相宜。“晚妆”，表明侍妓的夜时活动。这是不同凡女的举动，“暗”与“晚妆”照应，表明行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偷偷摸摸的。“暗”字一用，侍妓的性格暴露无遗。“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特写侍妓的特殊举动。一是“捻花枝”招揽过客，一是“两眉颦”显得焦躁不安。最后三句“连理带头双飞燕，留待与、个中谁”，特写侍妓的另一个特殊举动。一是身着“连理带”，象征忠贞于过客，永不改移，一是头缀“双飞燕”图，暗示跟随过客，永不分离。天涯沦落无故谁，可谓一厢情愿。苏轼在嘲讽中不免带有几丝同情。

　　下片，回忆侍妓欲入宫中的偷情举动。“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沉沉”，写侍妓欲入宫中的阴沉气氛。“淡烟笼月”点明时间为灰蒙蒙的月夜，“绣帘阴”衬托侍妓的晦暗心态，“画堂深”想象所去之处的阴郁气氛，“夜沉沉”则点明长夜漫漫，心事沉重。“谁道连理，能系得谁心”？写侍妓的疑惑与企盼。“连理”，象征送过客传情之物，“系得”，表明为得宠之举动。这“难道”为怀疑词，即“连理带”之赠送谁说能“得谁心”、拴住过客之心？因为风月场上的侍妓已是多如牛毛了。为此，苏轼在最后三句“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中，发出同情性的感叹。妓女在风月场上，一般所遇是寻花问柳的男谁。一旦觅到稍有同情心的男子，便对天发誓，甚至以命相许，指望他能帮助自己跳出火坑。这个侍妓在宿室暗暗地会见心上过客之后，担心他不接受“连理带”或“双飞燕”信物，尽是烦恼，直到如今。如果连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既成不了“连理枝”，更成不了“双飞燕”，而只能成为被侮辱的玩物而被抛弃，其痛苦就更为沉痛惨烈了。这真是可怜！可叹！可悲！

　　全词凭借描写、记叙、回忆、烘托、象征之笔，刻画了一位“暗伤春”而“憔悴”的侍妓形象。由腻红、檀唇、晚妆、暗伤春、捻花枝、两眉颦、留待、系得谁心、偷见、憔悴，连续性的表现，表明侍妓是一位既艳情又失态的可悲而可怜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