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首句“西城杨柳弄春柔”貌似纯写景,实则有深意。因为这柳色,通常能使人联想到青春及青春易逝,又可以使人感春伤别。“弄春柔”的“柔”字,便有百种柔情,“弄”字则有故作撩拨之意。赋予无情景物以有情,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杨柳弄春柔”的结果,便是惹得人“动离忧,泪难收”。以下写因柳而有所感忆:“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这里暗示,这杨柳不是任何别的地方的杨柳,而是靠近水驿的长亭之柳,所以当年曾系归舟,曾有离别情事这地方发生。那时候,一对有情人,就踏过红色的板桥,眺望春草萋萋的原野,这儿话别。一切都记忆犹新,可是眼前呢,风景不殊,人儿已天各一方了。“水空流”三字表达的惆怅是深长的。
过片“韶华不为少年留”是因为少年既是风华正茂,又特别善感的缘故,所谓说“恨悠悠,几时休?”两句无形中又与前文的“泪难收”、“水空留”唱和了一次。“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说不登则已,“一登”就这杨花似雪的暮春时候,真正是“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它妙就妙一下子将从篇首开始逐渐写出的泪流、水流、恨流挽合做一江春水,滔滔不尽地向东奔去,使人沉浸感情的洪流中。这比喻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汇合,水到渠成的。
此词写柳,妙“弄春柔”一语,笔意入微,妥贴自然,把拟人手法于无意中出之,化无情之柳为多情之物;此词写愁,妙引而不发,语气微婉,最后由景触发一个巧妙的比喻:清泪、流水和离恨融汇成一股情感流,言尽而情不尽。
全诗共八章,取喻多奇。首章“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是用角弓不可松弛暗喻兄弟之间不可疏远。“兄弟昏姻”是同类连及,并无确指,着重点是同宗兄弟。“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为全诗主题句,以下各章,多方申述,皆以此为本。
第二章叙说疏远王室父兄的危害。“无之远矣,民胥然矣;无之教矣,民胥效矣”,四句皆以语气词煞尾,父兄口气,语重心长。作为君王而与自家兄弟疏远,结果必然是上行下效,民风丕变,教化不存。
第三章用兄弟之间善与不善的两种不同结果增强说服的效果。和善的兄弟相互平安相处,泰然自得,不和的兄弟相互残害,不能自保。如果说这一章还是因说理的需要而作的正反两方面的假设,那么第四章则是通过现实中已成为风气的责人不责己的小人做法直言王行不善的社会恶果。“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不善良的兄弟间只知相互怨怒,不顾礼仪道德,为争爵禄地位各不相让,涉及一己小利便忘了大德。
第五、六两章以奇特的比喻、切直的口吻从正反两方面劝诱周王。只有自身行为合乎礼仪,才能引导小民相亲为善。“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取譬新奇,以物喻人,指责小人不知优老而颠倒常情的乖戾荒唐,一个“反”字凸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正面教导养老之道。第六章更是新意新语竞出。“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用猿猴不用教也会上树,泥巴涂在泥上自然粘牢比喻小人本性无德,善于攀附,如果上行不正,其行必有过之。后两句“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又是正面劝戒,如果周王有美德,小民也会改变恶习,相亲为善的。此意与后世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正相一致。
诗的最后两章以雪花见日而消融,反喻小人之骄横而无所节制和不可理喻。“莫肯下遗,式居娄骄”和“如蛮如髦”说的是小人,却暗指周王无道。有鉴于此,诗人不禁长叹“我是用忧”,此“忧”非为自身忧,也非为小人忧,而是为国家为天下而深怀忧患。
全诗因是父兄口吻,所以“少微婉,多切直”(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鑛语),少了一些通常意义上的诗味。又正因为是父兄口吻,全诗以气贯通,或取譬,或直言,都在光怪陆离中显示出一种酣畅,一种奔涌的激情。因此孙鑛给出“风骨自高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