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以屈原自喻、借凭吊屈原寄托失意之感便成了诗歌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与屈贾同病相怜之苦，而是写英魂无处凭吊之情；不正面用典，而是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悲凉。此诗的大意是：汨罗江畔山猿愁啼，汨罗江上鱼跃浪翻，这里自古就流传着屈原的故事。如今我空有满盘的频草，却找不到地方把屈原祭奠，只听到渔夫击舷歌唱的声音。
贞元（785-805）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遭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政治上突如其来的打击，在诗人心底激起了无法平息的狂澜，从而形成了《湘中》诗起调那种突兀动荡的气势：“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这两句语调拗折，句法奇崛。如按通常章法，应首先点出汨罗江名，然后形容江上景色，但这样语意虽然顺畅，却容易平淡无奇，流于一般写景。这里诗人运用倒装句法，突出了江景：山猿愁啼，江鱼腾踊，湘波翻滚，一派神秘愁惨的气氛，以为诗人哀愤的心境写照。首句又连用“猿”、“鱼”、“踊”等双声字相间，以急促的节奏感来渲染诗人激动不平的心声。因而，诗人虽然没有直抒见到汨罗江时所引起的无穷感慨，却自有不尽之意溢于言外。
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而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可供祭祀的绿苹和水藻，可是屈原投江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当初贾谊尚能投书一哭，此时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相传屈原贬逐，披发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遇一渔父相劝道：“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说罢，“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子已逝，渔父犹在，此时之渔父虽非昔日之渔父，然而此时之诗人正如昔日之屈原，贤者遭黜，隐者得全，清浊醒醉，古今一理。因此那悠闲的歌声似乎永远在嘲弄着一代代执着于改革政治、不肯与世同流合污的志士仁人。这里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情景交融，浑成无迹，构成清空孤寂的境界，与前两句激切哀愁的气氛在对比中达到高度的和谐，生动地表现了诗人面对茫茫水天怅然若失的神情，含蓄地抒发了那种无端遭贬的悲愤和牢骚。
这首诗寓激愤哀切之情和排奡跌宕之势于清空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之中，成功地将探怪求新的特点和传统的表现方法揉为一体，充分体现了韩愈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深厚造诣。
李觏的这首《忆钱塘江》，独辟蹊径，与众不同。诗人在诗中不写气势恢宏的钱塘江潮，而以“醉”这一传神的诗眼统摄全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醉眼中夕阳映照下的钱塘江奇景。
诗的前两句“昔年乘醉举归帆，隐隐山前日半衔”，写诗人当年乘醉行船归来，一路观赏着钱塘江傍晚的美景。首句中的“昔年”二字，紧扣诗题的“忆”，表明诗人是凭自己的记忆来描绘他当年观赏钱塘江之奇景的；“乘醉”二字则告诉人们他当年是醉眼赏景的。正因为诗人是醉眼赏景，所以他放眼望去，隐隐约约地看到夕阳西下，一半已隐身匿迹，另一半还悬挂在山头上，仿佛山口衔着半个夕阳似的。次句中的“隐隐”、“衔”诸语下得颇为精妙，很切合诗人醉眼赏景的特点。
诗的后两句“好是满江涵返照，水仙齐着淡红衫”，这里，诗人先以“好是”二字提示下文将拓深诗的意境；继而，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返照入江的情景；最后，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水仙齐着淡红衫”奇妙的比喻艺术地再现了夕阳辉映点点白帆的奇景。这两句诗亦实亦虚，虚实相间，也完全切合诗人醉眼观赏醉景——令人陶醉的钱塘江奇景的特点，体现了作者的奇思异想。
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
这首词，遣字造句，通俗易懂，但其章法艺术却独具一格，曲尽其情。上片起句“旧时心事，说着两眉羞”，开门见山，直说心事，直披胸坎，为全词之纲，以下文字皆由此生发，深得词家起句之法。“旧时”，为此词定下了“回忆”的笔调，“长记得”以下至上片结句，都是承此笔势，转入回忆，并且皆由“长记得”三字领起。作者所回忆的内容，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使他长留记忆中的两年事，一是游乐，一是离别，前者是最痛快的，后者是最痛苦的。他以这样的一喜一悲的典型事例，概括了他与她的悲欢离合的全过程。写游乐，他所记取的是最亲密的形式—“凭肩游”，和最美好的形象—“缃裙罗袜桃花岸，得衫轻扇杏花楼”。因系恋人春游，所以用笔轻盈细腻，极尽温柔细腻情态，心神皆见，浓满视听。写其离别，则用了三个短促顿挫、迭次而下的三字句：“几番行，几番醉，几番留。”作者写离别，没有作“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率直描述，而是选取了“行”、“醉”、“留”三个方面的行动，并皆以“几番”加以修饰，从而揭示情侣双方分离时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依依不舍。作者在《酷相思》中曾说：“欲住也，留无计。”“醉”可能是无计可生时的一“计”。这些行动，都是“几番”重复，其对爱情的缠绵执着，便不言而喻了。作者写离别，仅用了九个字，却能一波三折，且将写事抒情熔为一炉，的确是词家正宗笔法。作者在写游乐和离别时，都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前者“缃裙”云云，通过外表情态的描绘，娇女步春的形象，飘然如活；后者则主要是写男方的凄苦形象，而侧重于灵魂深处的刻画。
上片的回忆，尤其是对那愉快、幸福时刻的回忆，对于词的下片所揭示的作者的爱情悲剧及其给予作者的无可弥缝的感情创伤，是必不可少的，回忆愈深，愈美，愈见离别之苦和怨思之深。这正是词家所追求的抑扬顿挫之法。
下片起句以有力的大转折笔法写作者的爱情悲剧。
“春风”、“朝云”，皆以喻爱情。但是，好景未长，往日的眷恋，那缃裙罗袜、得衫轻扇的形象，便一如春风之吹断，朝云之飞散，一去不复返了，悲剧，酿成了。作者用“也谁料”、“又谁料”反复申说事出意外，深沉的悲痛之情亦隐含其间。“天易老”以下直至煞尾，都是抒发作者在爱情破灭之后难穷难尽的“恨”、“苦”、“愁”，而行文之间，亦颇见层次。“天易老，恨难酬”，总写愁恨这深。这句承风断云飞的爱情悲剧而来，同时也是下文抒写愁恨的总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句。“蜂儿”、“燕儿”两句，是写心底的愁苦无处诉说，亦不为他人所理解，蜂、燕以物喻人，婉转其辞。作者当时的孤独凄苦和怨天尤人的情绪由此可见。这种境遇，自然就更进一步增加了他内心的痛苦，从而激荡出结句“旧情怀，消不尽，几时休”的感慨。这个结句，既与起句“旧时心事”相照应，收到结构上首尾衔接、一气卷舒之效，更重要的是它以重笔作结，迷离怅惘，含情无限，含恨无穷，得白居易《长恨歌》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意，词人对旧情的怀恋与执着，于此得到进一步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首词的章法结构是颇具特色的。它不仅脉理明晰，而且能一波三折，层层脱换；虚实轻重（上片回忆是虚写，为衬笔；下片是实写，为重笔），顿挫开合，相映成趣。这种章法艺术是为表现情旨枉曲、凄婉温细的思想内容而设的。而这种章法艺术，也确实较好地表现了这种内容，直使全词写得忽喜忽悲，乍远乍近，语虽淡而情浓，事虽浅而言深，遂使全词成为艺术佳作。
这首词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对句用得较多、较好。第一是较多。词中的“缃裙罗袜桃花岸”与“得衫轻扇杏花楼”为对，“天易老”与“恨难酬”为对，“春风吹已断”与“朝云飞亦散”为对，“蜂儿不解知人苦”与“燕儿不解说人愁”为对。第二是用得较好。最值得一提的是“缃裙”两句。这两句全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的词组成对。“裙”是缃色（缃，浅黄色）的裙，“袜”是罗料（罗，质地轻柔、有椒眼花纹的丝织品）的袜，“衫”是“得衫”，“扇”是“轻扇”，仅此四个词组，就把一个花枝招展、袅娜多姿的美女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桃花岸”对“杏花楼”，是其畅游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句之中没用一个动词，却把动作鲜明的游乐活动写了出来。这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造词本领。“春风”两句，也颇见功底。“春风”、“朝云”作为爱情的化身，与“缃裙”、“得衫”两句极为协调。作者把“春风”与“吹已断”、“朝云”与“飞亦散”这两组美好与残破本不相容的事物现象分别容纳在两句之中，并且相互为对，所描绘的物象和所创造的气氛都是悲惨的，用以喻爱情悲剧，极为贴切。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还有，这首词的对句，都是用在需要展开抒写的地方，不管是描摹物象还是创造气氛，都可以起到单行的散体所起不到的作用。这都是这首词的对句用得较好的表现。当然，这首词并非完美无缺，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否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还缺乏开阔手段，即对句所容纳的生活面还嫌狭小；二是近曲。这两点不足，从“蜂儿”、“燕儿”一对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瑕不掩瑜，它并未影响到这首词的艺术整体，这首词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