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思妇望着柳条而产生的纷繁思绪。“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首句写柳树所在之地,“馆娃”和“邺城”,都是古时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不仅使人想见其树,更想见住在那里的美人。树与人暗自映衬,柳的娇美自在不言中,并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次句写江岸之柳沐浴春风,飘拂多姿,思妇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馆娃”和“邺城”,一南一北,构成跨度很大的空间,配合着流水征帆、大堤杨柳,构成一幅广阔渺远的离别图。而“馆娃宫外”与“邺城西”、“远映征帆”与“近拂堤”,句中自对,则 又构成一种回旋荡漾的语调,渲染了一种别情依依的气氛。
“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这种意境是很新颖的。但上文既然说杨柳拂堤,枝条无疑是既柔且长,用它来系住游子的心意,又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想。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正是为了加强对方对于己方的系念。有这种习俗,又加上柳枝形态在人心理上所唤起的感受,就让人觉得 柳枝似乎真有此神通,能系住归心了。由此在趁势推进一层:“王孙游兮归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作者巧妙地借此说芳草没有能耐,反衬出柳枝神通之广大。
这首词不仅扣住《杨柳枝》这个词调咏杨柳,而且加以生发,决不沾滞在题上。词中的杨柳,实际上是系住游子归意的女子的化身。词中处处有伊人的倩影,但笔笔都只写杨柳;写杨柳亦只从空际盘旋,传其神韵,这是词写得很成功的地方。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