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
这首词主要写一位能歌善舞的歌妓。写她妆饰之美、容貌之艳、歌声之亮、舞姿之婀娜。
上片描写歌妓之色。这位歌妓是随着达官贵人的车骑而来，准备在筵席上表演歌舞的，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其临，次写其色。但词人却匠心独运，有意打破惯常结构，先以浓墨重彩刻画歌妓的美貌娇颜，再补足一笔，叙写其是”暗随仙驭”来赴“绮筵”的。如此笔墨，使得这位歌妓成为筵席上的主角，突出了她的华美亮相、惊艳姿色留给词人的深深印象。“葬华浓”三句以比喻形容歌妓的美貌。“蕣华”沿袭诗经旧例，以蕣华比喻歌妓的娇艳。继之分以山、水形容女子眉、眼，亦是诗词中的惯例。妙在“一寸秋波如剪”，能够化古为新。“一寸”言眼睛之形，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秋波”言眼睛之清，四季之水，秋水最为滢澈。“如剪”言眼睛之神，谓其锐利明怏有如剪刀，有化虚为实之妙。古人常有此等妙语，如“剪剪清风阵阵寒”（王安石《春夜》）。“红日永”三句则补叙歌妓来踪，说是今日此地举行盛大宴会，这位歌妓在晏府侍女的引领下，悄然来到筵前，准备表演节目以助兴。值得注意的是一“暗”字。歌妓身份卑微，近同奴仆，以歌舞为业而博人愉悦。用此“暗”字即点出她们作为主人陪侍的身份，非复唐明皇时杨家姊妹矣。
下片描写歌妓之艺。“遏云声”三句表现歌妓歌舞之美。“遏云声”即响遏行云之义，谓歌声美妙，使行云为之驻留不前。词人形容之不足，复以“占断晓莺春柳”喻之，谓歌妓拥有春日黄莺的美妙歌喉，听其高歌一曲，眼前似乎浮现出烟柳披拂，黄莺乱飞的春景。下边三句则由形入神，略点歌妓内心世界。歌妓“送目”（纵目）、“颦眉”（皱眉），若有所思，若有所怨，但是她们的内心世界没有谁明白。晏殊作为官僚，与歌妓分属于两个阶层，他虽然同情她们，但是毕竟不能真正了解她们。然而从“此情谁得知”的问句中，体现出晏殊对歌妓的不幸与痛苦的关心。
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可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可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