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文苑英华》卷二百八十六均题作《从镇江州与游故别》，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等，均误作《从政江州与故游别》。
考何逊从镇江州，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公元510年（天监九年）旧历六月，建安王萧伟出为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何逊仍从掌书记。第二次在公元517年（天监十六年）旧历六月，庐陵王萧续出为江州剌史，何逊以记室复随府江州。不久即去世。
据诗意推测，此诗当作于第一次从镇江州时。全诗极力渲染与朋友离别时依恋难舍的情景，深婉动人。
建安王萧伟礼贤下士，“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伟又穿凿园林，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梁书·萧伟传》）。公元507年（天监六年），何逊迁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深得萧伟信任，日与游宴。今从镇江州，将与故游离别，自然无限惆怅。故开头两句便说：“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历稔”，多年也。“群匹”，即指故游诸人。共事多年，追随左右，情好谊笃，不忍遽别。
时萧伟任扬州刺史（治所在今南京），何逊亦在刺史幕中。南京濒临长江。长江之水西天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如古乐府《长歌行》所吟咏的那样：“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诗人不禁睹物起兴，发出深沉的喟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这尚是虚拟。
而眼前实景更是伤人怀抱：室外夜色深沉，雨声淅沥。酷热的夏夜，如果来一阵滂沱暴雨，带来些许凉意，或许可以冲刷掉离人的愁思，减轻一点人们的痛苦。却偏偏不是！这缠绵夜雨，点点滴滴，打在人踪寂寥的空阶之上，“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一个“空”字，增加了无限凄凉。而室内灯光朦胧，离筵草草，三杯两盏淡酒，怎抵它离恨别愁！促膝话别，彻夜不眠，完全忘记了时间，曙光暗淡了灯光，方知东方之既白。
一个“晓”字，潜藏着无限离别深情。叶矫然说：“何仲言体物写景，造微入妙，佳句实开唐人三昧。”（《龙性堂诗话》初集）而“夜雨”两句，正是这样的佳句。茫茫夜色，点点细雨，淡淡灯光，给这故游夜别的场面笼罩上一片浓重的感伤色彩。难怪陆时雍评此二句曰：“惨甚！闲闲两语，景色自成。”又曰：“‘林密户稍阴，草滋苔欲暗’，细写得幽；‘薄云岩际出，残月波中上’，轻写得妙；‘解缆及朝风，落帆依暝浦’，平写得帖；‘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深写得苦。此皆直绘物情，不烦妆点。”（《古诗镜》卷二十二）故游不堪离恨苦，更何况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离别在即，于是面面相觑，悲不自胜，不禁为之罢席。
“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同”字照应首句的“共”字，缠绵悱恻。而以设问作结，进一步抒发了“盛会难再”的深沉感慨，使人产生无限遐想。
何逊的诗，题材比较狭窄，多为赠答酬唱、送别伤离之作。而他的可贵之处，是很少无病呻吟。像这首诗写离别，将寻常情事，眼前景物，信手拈来，自然清新，且情景交融，颇为动人，前后照应，耐人寻味。特别是“夜雨”两句，更是脍炙人口。唐人郑谷《文昌寓直》诗云：“何逊空阶夜雨平，朝来交直雨新晴。”于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
这是一首咏花词。咏花而志不在花，只是借花形、花态、花性以挥发开去，抒引出词人胸中的万千感慨。
上片伊始“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两句，便如抖开了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那黄金揉破后化成的米粒状的万点耀眼金花，那碧玉剪出重重叠叠的千层翠叶，若非清香流溢追魂十里的月中丹桂，更无别花可堪比拟。桂花的花朵娇小无比，自不以妖艳丰满取胜，作者紧紧抓住的是它的金玉之质。笔触显得深刻、自然、贴切、生动。“轻”与“重”是相对的，作为黄金无疑是重的，但能揉而破之化为飞入翠叶丛中的万点黄花，不论在事实上还是感觉上都是轻柔的。
接下来笔锋倏然跳出，来了句“风度精神如彦辅，太鲜明”，从花到人、由此及彼，这既把金玉其质的桂花点活了，也把彦辅其人的风度精神点活了。彦辅，是西晋末年被后人称为“中朝名士”的乐广的表字；因其官至尚书令，故又史称“乐令”。据史传记载：乐广为人“神姿朗彻”、“性冲约”、“寡嗜欲”，被时人誉为“此人之水镜也，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青天也”。于此可见乐彦辅之倜傥非常。然而词人对历史名人乐广之所以崇敬有加，恐怕是离不开时代的原因：当时正值北宋、南宋交替的乱世，恰像乐广之处于西晋末年一样，乐广能在“世道多虞，朝章紊乱”之际，做到“清己中立，任诚保素”，无疑地这便是身处季世的词人所遵奉的做人标则。若此，则清照将桂比人、将人拟桂，便在情理之中了。“太鲜明”三字是褒扬之词，不论是花中仙品──桂子，还是“人之水镜”──乐彦辅，都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
下片起始也和上片一样，是一副对句“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麄生”。寒梅、丁香均为芳香科植物，为世人所深爱。尤其是傲霜凌雪的梅花更是花中之佼佼者，清照笔下原亦不乏咏梅佳句，如“雪里已知春信至”、“香脸半开娇旖旎”、“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良宵淡月，疏影更风流”（《满庭芳》）等，竟以“俗”、“粗”加之呢。应是缘于有所“感”而产生的一种情。即如欢乐的人看见周围的一切都闪着使人愉悦的光环，而被愁苦笼罩的人即使看到平素喜爱之物，也会撩起如云涌起理而还乱的愁绪。更词人在这里又采用了抑彼而扬此的手法，明贬梅与丁香的“粗”、“俗”，暗誉丹桂之清、雅，以达到更加鲜明主题的目的。
结尾句“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终于点出个“愁”字来。这两句语意自然十分明了，其未点透处却是词人含嗔带斥地指责的对象，不外桂花与梅花和丁香之间，虽皆可诠释得通，如以作者的明贬暗誉的手法来看，这里指的该是金花玉叶的桂花。这个结尾，似是词人谓桂子：我是如此执着地倾心于你质地高雅、不媚不俗，而你却竟以沁人的馥香惊扰了我的千里梦，却也太无情了。
该词写作特点上片侧重正面描写桂花质地之美，从形到神、由表及里，表现出贵而不俗、月朗风清的神韵，重在精神气质；下片则运用对比手法，进一步衬托桂花的高雅，重在随感，带有较为浓郁的主观感受。上下合璧，借花抒情，便成了一篇回味无穷的小调。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