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一位纯静高洁、貌美如玉的年轻女子从傍晚到夜间的一些活动，充满了词人倾慕和爱恋的情感。
上片写户外，前两句专力写景。“楼角初销一缕霞”，首先出现在画上的是一座佳人居住的红楼，但词人并不描绘楼的全貌，而只勾勒出它的一角。时间是太阳落山的一瞬。起初，残阳斜射，楼角镕金，色彩极其艳丽；继而，阳光迅速消失，楼角变得暗淡，朦胧，以至被夜幕挂上了面纱。“淡黄杨柳暗栖鸦”，接着写红楼附近杨柳，这杨柳是“淡黄”色，说明抽叶不久，时间应是初春。在这嫩绿柳树的枝叶间，栖卧着归林的乌鸦，在“栖鸦”前加一“暗”字，既显此处人静，又显此时夜深，“栖鸦”与“淡黄杨柳”已经融为一体了。通过时间的推移，作者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幽静、朦胧的夜景，为下边人物的活动设置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玉人和月摘梅花”，“玉人”，像美玉一样漂亮标致的人，既可指男子，又可喻女性。此词所写，应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这如花似玉的佳人，披着银白似水的月光，采摘“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梅花，月、花、人三美相映，意境灵动，画面幽洁，令人拍案叫绝。
在上片景物描写中，还充分显示了色彩的多姿和变幻，红楼、金霞、淡黄杨柳，黑色乌鸦，银白月光，嫣红的梅花，织成了一幅斑烂绚丽的图画。人物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活动，犹如仙境一般。
下片写室内，“笑暗粉香归洞户”，写女子由院子回到了室内。年轻的佳人采罢梅花，她面含微笑，手指轻轻拈动花枝，迈动款款碎步，她要回房去了。“粉香”即指梅花，是以色彩和气味代指物体，这种借代手法，出自人们的体味和感触，很有点感情色彩。“洞户”，本是室与室之间相通的门户，这里作洞房用，即姑娘所居深邃的内室。这一句写得逼真细致，活灵活现，使人读之如见如闻。
“更垂帘幕护窗纱”，“更”即“又”，佳人入室之后，马上就把帘幕垂挂下来，用一“又”字，说明天天如此，已成生活定例。帘幕护住窗纱，严严实实，既遮挡风雨侵袭，又使人无缝窥伺，佳人很善于自我保护，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慎独高雅，孤芳不群。
“东风寒似夜来些”，“些”是宋、元时期语尾助词，读sā音。这句是说，虽然佳人刚刚放下帘幕，入夜不久，由于是初春季节，东风一吹，仍觉寒气浸浸，犹如深夜一般。不过佳人已“躲进小楼成一统”，自然便不“管他冬夏与春秋”了。
唐圭璋先生评这首词说：“此首全篇写景，无句不美。”从字面上看，此评固然精当，但词人写景的目的在于颂人，歌颂那位高洁美丽的少女，她超凡脱俗，一尘不染，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羁绊。贺铸的好友，另一著名词人张耒为《东山词》写的序中曾说贺词“幽洁如屈、宋”，有人认为这样评价过高，不过屈原那种美人香草的手法，他还是学来了，最为脍炙人口的《青玉案》，表面看虽是一首艳词，实则那位“凌波佳人”不仅有美艳绝伦的姿质，而且带着孤芳自赏，寂寞幽独的气息，从她身上曲折地表现了作者感伤身世、理想失落的悲观情绪。这首《减字浣溪沙》中的佳人，也不妨把她看成即是贺铸理想和愿望的象征，或者说就是词人的自况。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