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是不同于一般的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奸臣伯嚭使吴国灭亡，恶名却推在西施身上。
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历史事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因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后来终于灭掉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想当年浣纱春水滚滚，声声好似为美女不平。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起来。诗人在为西施辩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的奔流，好像在为她所蒙上的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是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是诗人的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这首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的糅合在一起，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诗借对淮水的赞美来反衬作者对淮北沦陷地区恋念的感情，最后两句更写出作者对于当时活跃在淮河北岸的抗金军民的深切怀念，抒情细腻而深刻。全诗即景抒情，离意深沉，含蓄蕴藉，寄托了诗人的惆怅、悲愤和无限感慨。
首联写客人游濠梁时的反常举动。濠梁在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淮河流域。游客到了此地，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频频不断地畅饮淮河水，对此水表现了无限的深情。
颔联写频酌的原因。当时南宋国都在临安，地处国家东南沿海地区，海水是咸的，不少井水也带咸味，这是实写，诗中的“多咸”，其内涵决不仅如此。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对金人妥协退让，纳币称臣，以求编安一隅，过其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多少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对他们都极为痛恨和憎恶，以至对他们所盘据的美丽的西子湖畔也反感起来。连饮水也觉得味道不好。
颈联则又进一步写出淮河水为什么会那样美。春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是从视觉上写淮河的美，更重要的是从淮河水里体味出了浓厚的中原民族精神。看到淮河水，就像看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饮了淮河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尾联以告戒语气出之，写得极为沉痛。淮河作为界河，中流以北，便属于金国掌管。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抗击金兵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祖国被践踏，被分割而啼血落泪，东流的淮河水，里边搀入了许多中原父老的珠泪，完全不忍心汲取饮入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