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豪迈、瑰丽、新奇的咏雪词，富有生活情趣。
上阕写观看雪景，第一、二句简洁交待了时间、地点、事件；接下来两句便写诗人观看雪景喜悦、激动的心情。时间、地点、情由，一路写来，由“晨起”而“来报”，因“来报”而“卷帘”看“佳瑞”，曲折有致。“高卷”见兴致之高，“远迷”是远近迷漫、迷蒙，到处上下，一片苍茫迷离的皓色，显喜悦、痴迷之情。
下阕前两句从空中，底下写所见迷人雪景，气势豪迈，瑰丽生姿。“盛气栊引炉烟”是写空中雪花纷扬的气势像引发的炉烟蒸腾，“素草寒生玉瑕”，是写地上花草，晶莹剔透，闪着寒栊，象挂满玉碾，真是美丽极了，而且地上、空中，上下辉映，雄迈不失瑰美，俊丽而有豪气。然而更能表现诗仙特色的尚不仅此，而是奇思逸想，为一般人想不出、也道不出来的东西。象“危楼高百尺，伸手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一样，“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大胆新奇，新颖独特，惊人骇俗而又极舍情理，这正是体现李白风格的浪漫主义。天仙一旦豪饮了银河的美酒酩酊大醉后，竟然也顾不得自身的天生丽质，使出如此粗鲁的手段来把白云乱揉得碎末纷飞，化作漫天大雪，遍地银涛。正是这个“狂”字抖擞出宇宙的荚气，开放出仙苑的奇葩，令人神往，这正是诗人以狂墨赋醉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词想象奇特瑰丽，不落窠臼，且用语可见其浪漫主义的风格，在毫不羁绊的想象之中雄奇硕健的体格也可以窥得。从所譬喻之喻体来看，都极具或高雅，或冰洁，或传奇雄放之特点，可以推测词人当时心境定当极其开阔，疏放。
这是一首哀感顽艳的情诗。据诗意推测，是作者早期的作品。郁达夫先生的小说《采石矶》中对此诗的创作作了很凄艳的描述：“仲则(景仁字)竟犯了风露，在园里看了一晚的月亮……，他忽然感触旧情，想到少年时候的一次悲惨的爱情上去。”这显然是从本诗中“为谁风露立多时”一句想像出来的故事。
桂木筑成的堂中静寂无声，只听到更漏滴滴。诗人遥想远处的恋人，虽异地相隔，然而人心心相印，相思之情是一致的。诗人凭借想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将恋人间两心相契的心理浓缩在“一种秋怀两地知”一句之中。如此凄清寂寥的秋夜，怎能抑制住对远方情人的刻骨相思呢？诗人于是走到园中，那秋夜的星空又令人想起牛郎、织女，他们还可以在每年的七夕相逢一次，而诗人如今在这风露中伫立多时，又是为了谁呢？这里，诗人以极平淡质朴的语言为自已勾勒了一个剪影：伫立凝想，默默无言，举眼望天，心沉神驰。一个多愁善感而痴情的年轻诗人形象于其中已呼之欲出了。他的另一 首诗中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之句，与此句同一意境，说明这是诗人自己反复描绘的自画像。
诗人在爱情的追求与失望的痛苦中挣扎，于是他感叹道：我就像莲子那 样永远藏着一颗苦涩的心；愁思像春蚕的丝绵绵不断，无法排遣。我的一生注定逃脱不了这相思之苦的命运，任凭自己的生命随着幽谷之兰的萎谢凋零而逝去吧！黄仲则少年多病，常有年寿不永的自悲自叹，他似乎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早逝，然而又无法摆脱相思之情，最后两句便是他对至高无上的爱情的礼赞，表达了自己对此执着的追求。他希望上苍判给他这样的命运：永远追逐着兰草幽远的芬芳，即使与兰草一起凋落化为泥土亦不辞。生命何足惜，而相思之情永不会完结。这里的“幽兰”，虽然诗人没有明言所指，但我们大致可以揣想到，那就是他的爱人的化身。
爱情是诗歌创作中永恒的主题，然而表现爱情主题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是如此。南朝民歌以质朴无华的语言来表达男女间的思慕，李商隐的艳诗则以秾艳晦涩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恋情，而黄景仁的这首情诗却以清新而强烈的表现方式抒写自己的恋情，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 此诗也显然有脱胎于李商隐诗的痕迹。如开头的“桂堂”一词，就使人想起义山《无题》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两句，唤起了男女幽会的联想。又如“心如莲子”一联，也显然取法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然而我们读黄景仁的诗，却没有义山那种朦胧神秘的色彩，代替它的是一种深切真挚的美感。如此诗一气流走，畅达明晰，而情深一往，感人肺腑。语言是晶莹透明的，没有些许费解晦涩之处，然意蕴却并非一览无余，而是随着感情的波澜深婉激荡，如第一句中“漏声迟”三字， 暗示出诗人于孤独寂寞中倍感长夜难度的心态。第二句中“一种”与“两地” 可谓当句成对，构成了强烈的时空交错的效果。总之，语言的明畅与感情的强烈在此诗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前人所谓语浅情深，此诗堪当。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