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出了诗人很渴望和友人见面的心情。重重门户从清早就打开，这样还不够，还要坐着，想听听载着友人到来的马车发出的声音，这一个细节，写活了抽象的友情。当然，光听见车声还不行，还要等到友人身上的玉佩因步行而发出的清脆的撞击声时，才是出户迎接的绝好时机。首联写动作，颔联写心情，其实都是写渴望，和渴望中些微的焦急，在这一切的核心，是爱。颈联一转，从写心情转移到写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跳跃。通常在候人不至之时，为了避免焦虑，等候者会自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即便是最枯燥的风景，也看得津津有味。颈联表达恰好表达出了等待者久候人不至的心情。时间已经不早，晚钟已经响起，诗人已经等待了一天，但是友人未至，而且又下起小雨。可以想象自然的光线已逐渐暗下去，雨在若有若无地降落，在这种阴郁，潮湿，幽暗而又寂静的环境和氛围中，愁绪在以喷泉的速度生长。尾联十字，一声长叹，写已明知友人不来，而期待之情仍萦绕于怀，经久不去。
王维此诗颈联侧重于听觉，陈与义的《春雨》里也有相似的句子：“孤莺啼永昼，细雨湿高城”，其实细较之下，也可以觉出很大的不同。王维的两句，晚钟欲响，用耳朵听，自不必说，雨过春城，当然也是用听，两句都是表现一个感官所攫到的效果。反观陈与义的诗，莺啼是听觉，而雨湿高城，却与王维的雨过高城不同。过，只写雨的一种状态，运动的状态，但是湿，却写出了雨过所产生的效果。这大概也是在《泊船瓜洲》中王安石把春风“又到”，“又过”，最终改为“又绿”的原因。但是王维的这两句不能从原诗中孤立出来，此联的“晚钟”是和首联的“朝已启”相照应的，而“过”字，表达的也许是因春雨已过对友人还不来的一种埋怨之情。
这首诗的深层意思其实在前四句，即肯定储光羲的值得人敬爱的为人，所以才写作者期待之殷切。
这首诗紧扣诗题中的“留”字，借留客于春山之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山水画。
首句“山光物态弄春辉”，写出了留客的前提条件——山中万物都在春天的阳光下争奇斗艳，呈现着一派醉人的美景。一个“弄”字出神入化，给山中景物赋予了人的性格，描绘了万物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全诗正面描写山景只有这一句诗。因为只有一句，所以诗人就不去描绘一泉一石，一花一木，而是从整体入手，着力表现春山的整个面貌，从万象更新的气象中，渲染出满目生机、引人入胜的意境。因为只有把这一句写得很浓，而且先声夺人，形成一种压倒的优势，“留”才有意义，客人所担心的问题才显得无足轻重。
次句“莫为轻阴便拟归”，是诗人对客人的劝留之辞，恰值游兴正浓之际，天空中忽然浮过一片“轻阴”，大有大雨将至之势，这是令客人游兴顿减的惟一客观原因，暗示了客人主观上并非不恋山景的心灵信息。次句与首句紧密相关。由于第一句蕴含丰富，很有分量，第二句虽然是否定了客人的想法，但却显得顺流而下，毫不费力。
最后两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采取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笔法，进一步劝慰客人既来之，则安之，不要错过美好春光，涉涉前行。因为客人怕“轻阴”致雨、淋湿衣服，诗人就婉曲地假设了一个晴天游春的问题——在晴天中，因为春季雨水充足，云深雾锁的山中也会水汽蒙蒙，行走在草木掩映的山径上，衣服和鞋子同样会被露水和雾汽打湿的。这也就是说，雨天游山，要“沾衣”；晴天游山，也要“沾衣”，“沾衣”是春日游山无法避免的问题，从某一角度说，这又是春日游山的一大乐趣，那么，就不必为一片“轻阴”而踯躅不前。
这两句不只是消极地解除客人的疑虑，而是巧妙地以委婉的方式，用那令人神往的意境，积极地去诱导、去点燃客人心中要欣赏春山美景的火种。
这首诗的意境异常清幽，还表现在隽永的哲理启迪上。它告诉人们：事物是复杂的，不应片面地看问题，对待困难也是如此。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要正视困难，勇往直前，“莫为轻阴便拟归”；在克服困难中迎来的美景，才更加赏心悦目，其乐无穷。正由于诗中含义丰富而深刻，所以，这首诗与同类登山春游诗相比就更别具一番悠然不尽的韵味。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