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篇是一个女子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由“织锦”这个典故可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位思妇，其丈夫或游宦，或征戍，不必坐实。她感叹青春不再，桃李疏，芙蓉落，已到了人生的秋天。
“楼前桃李疏，池下芙蓉落”。这是思妇眼中之景，而且景中寓情。可以想象这位少妇，独坐幽闺，愁眉深锁，凝神呆望着楼外。流光冉冉，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这就增添了她许多愁绪。次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黯然凝望，惆怅无限。舒亶《虞美人》中的“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情景亦相似。第三句谓织锦以寄相思，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此中有相思莫寄、四顾茫然之意。末句以景结情，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在古诗词中，蛰声往往同织妇联系在一起，且多写夜间悲愁。如姜夔《齐天乐·蟋蟀》云：“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陆龟蒙《子夜变歌三首》云：“蟋蟀吟堂前，惆怅侬愁。”秋凉已届，万户捣衣，又是最为关情之事；岁云将暮，又是一年，不禁令人倍增哀愁。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除第三句用典为情语之外，共他三句皆为景语。然而却是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交融一体，妙合无垠。在结构方面，首句写春，次句写秋，两句结合，暗示春秋代序，年华转换，迟暮之感，相思之殷，尽在其中。末句以景托情，总括全诗，意在言外，余韵悠然。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