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从“晋室昔横溃”到“天骄蹙中原”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西晋末年，军阀割据，朝野纷争不断。“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两句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窒息的乱世画面。“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是指，当时匈奴的军队相继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整个中原已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此刻如果再没有杰出的将领出来抵御侵略，司马王朝必将灭亡。这一段极力描述局势的纷乱与紧迫．是在为下一段谢安的出场做铺垫。时势造英雄．正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可更具英雄色彩。
从“哲匠感颓运”到“苍生望斯存”为诗歌的第二部分。谢安于乱世中应时而出，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司马王朝的半壁江山。为了表现谢安的雄才大略，诗人首先描述苻坚领导的前秦军队是如何强大。由“百万众”和“如云屯”即可看出，前秦的兵士众多，气势恢宏，这正与西晋王朝混乱纷杂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投鞭可填江”，固然是在描述苻坚的狂妄自傲、不可一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秦的军队之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安临危受命，凭借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在淝水将前秦的军队一举击破，使“淝水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场著名战役。诗人又用“谈笑”一词勾勒出了谢安从容不迫的气度。战场上刀光剑影，惨烈异常，而谢安依然能够轻松自如，从容面对。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国时的奇才诸葛亮。“丑虏无遗魂”，写前秦军队的落荒而逃，既和前面大军进攻中原时的浩浩荡荡以及苻坚的不可一世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烘托出谢安战绩的显赫。这一战的胜利为谢安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推崇，使他得以流传百世，受人敬仰。
从“冶城访古迹”到“归入武陵源”是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诗人的目光从历史上回到了现实中。谢安墩地势高耸，鲜有人声喧哗，这样略显荒凉的场景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王羲之当年正是在这里劝谢安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这才有了之后谢安的应时而出、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之举。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王羲之和谢安可谓志同道合，就像梧桐与嘉树一样，而他们的故事也如同蕙草留下的芳根一样，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千秋佳话。想到这段历史，诗人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自己。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像谢安一样，建立不朽的功绩。然而身边并没有像王羲之之于谢安这样的知己，自己空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怀才不遇的苦闷无处排遣。在谢安墩上远望，白鹭在春天的小洲上空飞过，青龙山迎接着初生的太阳。诗人看见的自然景物都蕴含着生机和希望，而身边的谢安墩由于年代久远，楼台倒塌，到处长满繁茂的庄稼。这使他再次感叹功名富贵的不可长存，于是又有感而发：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建功立业，实现心中抱负，一定会辞去官职，到归隐之地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
李白的诗歌字里行间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被赏识被重用，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谢安一战而平天下的壮举正是他最大的理想。因而登上谢安墩，诗人才会有这样多的感慨。虽然现实中有诸多不如意，他依然期待着有机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也是李白和一些归隐诗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隐于林，独善其身。而李白尽管有归人武陵源的念头，也依然希望是在“功成”之后再将其实现。这成了他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成为其大部分诗篇的终极主题。
黄庭坚于途中过访徐积，畅叙之后又匆匆分别，诗即写在黄庭坚别去之后，从未见故人写到既见故人，再写到分手后的思念之意。前二句的意境与《诗经·草虫》中“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的描写相类似。通过未见时与已见后的对照，真实地表达了朋友间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感情。
后两句极言故人去后，诗人梦萦魂绕的思念之情。这里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而造意新奇，想落天外。梦本是无意识的，但诗人却说梦魂有意地去追寻友人的踪迹，已是神奇绝妙；追寻而不得，其原因竟在忘了问其船泊的停靠处，所以梦绕西城，不忍心马上离开。这两句同时也婉转地表现了诗人对黄庭坚的情意之笃，留恋之深。这里忘却问船泊处是现实中之事，而清梦绕西城是梦幻中之情，诗人故意将梦与真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种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艺术境界。两句诗感情诚挚、意味深长，写积想成梦，梦中寻友之情正与杜甫《梦李白》中“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诸语异曲同工。而因此诗是绝句，故更为凝炼。
全诗纯以时间为次，章法井然有序，语言质朴，全篇几乎没有一个修饰的词语，如同随手书写一样，然而其中表现的感情却是深沉笃实，皆自肺腑中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