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
上片写月色微微，云彩轻轻，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听着咿咿呀呀的摇橹声，船家告诉他，船刚开。从船舱中往回望，只见孤城笼罩一片烟雾迷蒙之中。这一切仿佛做梦一样。景和情的和谐，巧妙地烘托出了醉醒后的心理状态。
下片承上，描写醉后的形态。他头巾歪一边，扇子坠落舱板上，藤床分外滑腻，仿佛连身子也挂不住似的。“巾偏扇坠藤床滑”，短短七个字，就将醉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词人终于记起来了，他刚才还真做了个梦。但天地之间，一叶小舟托着他的躯体迷蒙的江面上飘荡，朋友亲人们都已天各一方，向何人诉说呢？词人不禁有些愤慨了，这样飘荡不定的生活几时才能结束呢？最后两句，点明了词人心灵深处埋藏的思乡之情。但他究竟做了个什么样的梦，词中依然未明说。
词中写月色朦胧，云彩轻柔。在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只刚刚出发的小船上。从船舱中向来路望去，只见一座孤城笼罩在烟雾迷蒙之中，似梦如幻，歌宴的场景仍在目前。如今醉了，头巾歪在一边，扇子掉在船板上，藤床湿腻，仿佛连人也要滚落下去了，真是醉了。忽然记起来，刚才做了个梦。想把梦境说给人听，身边却无人可说。一叶小舟载着自己在迷蒙的江面上漂荡，不知道漂到何时才能止歇。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像这只小船一样，飘飘荡荡，身不由己。何时才能安稳下来呢？何时才能够回到四川老家呢？苏缨评论说，上片最后两句“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呼应下片最后的“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修辞魅力。“歌”与“归”构成一对矛盾，象征着仕进与隐逸；“西南”与“东南”也构成了一对矛盾。这既是写实—因为苏轼是蜀人而游宦江南，故有此语；这也是象征—西南家乡象征归隐，东南游宦象征仕进。四句话，充满了矛盾对立，也含有了表层与深层的多重含义。
这首词，语言平易质朴而又清新自然，笔调含蓄蕴藉而又飞扬灵动，感伤之情寓于叙事之中，将醉酒醒后思乡的心境表现得委婉动人，使人领略到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词中情景交融，描述了舟中酒醒后的心境，表达了对仕宦奔波的倦意和对家乡的思念。
这是柳永为宋仁宗祝寿而作的一首词。词人引经据典，搜尽《诗经》、《史记》、《汉书》、《宋书》等书中溢美之词，并将仁宗的诞生与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的诞生等而视之，极尽颂扬之能事。仿佛是在向世人证明，我柳永写《鹤冲天（黄金榜上）》而落第，不是仁宗的缘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不是在向仁宗发牢骚；“奉旨填词”，更不是对仁宗的不敬。恰恰相反，仁宗才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要写出最美的祝寿词献给仁宗帝，既为报恩，也为洗冤！据考，柳永恰当仁宗亲政之第一年及第的，其受仁宗沾溉则无疑，三年之后，柳永写了这首词。由此可推知，柳永因所谓“薄于操行”，尝作“浮艳淫冶”之词而被“深斥”不第，决其事者应当为章献刘皇后而非仁宗。千年冤屈，柳永洗之。
极其美好的时光。电光旋绕北斗，星如虹流华渚，国运千载会当兴盛隆昌。进献全天下不同寻常的祥瑞。怀胎十月产期满，我皇诞生，皇图有继，普天同庆。金枝玉叶芬芳，五色云气升腾。并赐予祥瑞的天、地、人之灵眷顾保佑，秀挺英哲，足以掩盖前王。年年遇逢四月清和嘉节，赏赐全国举杯祝酒。
不论属国中原，都不远万里梯山航海而来。朝廷内奏起象征教平音和、君圣臣贤的舜之《韶》乐，如大禹时全聚各路诸侯。朝班如鵷鹭井然有序。附属国仰望宗主国，山也呼唤，鳌也鼓舞，遥燃香炉。我皇犹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仰望祝寿：祝我皇寿比南山，万寿无疆。愿崇高的皇位和帝王基业，与天地同长久！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