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

　　从山青水绿的南国，来游落日苍茫的北塞，淡谈的乡思交汇着放眼关山的无限惊奇，化成了这首“清丽高秀”的写景小诗。

　　朱彝尊早年无意仕进，以布衣之身载书“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褱，经瓯越”，为采访山川古迹、搜剔残碣遗文，踏谊了大半个中国(见《清史稿文苑传》)。现在，他独立于北国秋冬的朔风中，倾听着凄凄而啼的子规（杜鹃)之鸣，究竟在浮想些什么?是震讶于这“古塞之一”的居庸关之险酸——它高踞于军都山间，两峰夹峙，望中尽为悬崖峭壁，不愧是扼卫京师的北国雄塞？还是思念起了远在天外的故乡嘉兴，那鸳鸯湖(南湖)上风情动人的船女棹歌，或摇曳在秋光下的明艳照人的满湖莲荷？于是这向风而啼的“子规”，听来也分外有情了：它也似在催促着异乡游子，快快“归”去么？

　　起句看似平平叙来，并末对诗人置身的关塞之景作具体描摹。但对于熟悉此间形势的读者来说，“居庸关”三字的跳出，正有一种雄关涌腾的突兀之感。再借助于几声杜鹃啼鸣，便觉有一缕辽远的乡愁，浮升在诗人的高岭独伫之中。驱马更行，峰回路转，在暮霭四起中，忽遇一带山泉，从峰崖高处曲折来泻，顿令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塞外的山岭间，竟也有南国般清冽的泉流，正可放马一饮，聊解旅途之渴。站在潺潺的山泉畔，遥看苍茫的远夭，又见一轮红日，正沉向低低的地平线。那犹未敛尽的余霞，当还将远远近近的山影，辉映得明荧如火——这便是“饮马流泉落日低”句所展现的塞上奇景。清澈、明净的泉流，令你忘却身在塞北；那涂徐而奏的泉韵，简直如江南的丝竹之音惹人梦思。但“坐骑”恢恢的嘶鸣，又立即提醒你这是在北疆。因为身在山坂高处，那黄昏“落日”，也见得又圆又“低”，，如此高远清奇的苍莽之景，就决非能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可领略得到的了。

　　不过最令诗人惊异的，还是塞外气象的寥廓和峻美。此刻，峰影如燃的西天，还沐浴在一派庄严肃穆的落日余霞中。回看北天，却又灰云蒙黎。透过如林插空的千百峰嶂，隐约可见有一片雨雪，纷扬在遥远的天底下，将起伏的山峦，织成茫茫一白！“雨雪自飞千嶂外”句，即展现了那与“饮马流泉落日低，所迥然不同的又一奇境——剪影般的“千嶂”近景后，添染上一笔清莹洁白的“雨雪”作背景，更着以一“飞”字，便画出了一个多么寥廓、案洁，竣奇而不失轻灵流动之美的世界！

　　诗人久久地凝视着这雨雪交飞的千嶂奇景，那一缕淡淡的乡愁，旱就如云烟一般飘散殆尽。此次出塞，还有许多故址、遗迹需要考察，下一程的终点，该是驰名古今的“榆林塞”了吧？诗人意兴盎然地转身西望，不禁又惊喜而呼：那在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的“渝林”古塞，竟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般遥远！从居庸塞望去，它不正“只隔”在云海茫茫中耸峙的“数蜂”之西么?诗之结句把七百里外的榆林，说得仿佛近在咫尺、指手可及，岂不太过夸张?不，它恰正是人们在登高望远中所常有的奇妙直觉。这结句虽然以从唐人韩翔“秋河隔在数峰西”句中化出，但境界却高远、寥解得多：它在刹那间将读者的视点，提升到了诗人绝后的绝高之处；整个画面的空间，也因此猛然拓展。于是清美、寥廓的北国，便带着它独异的“落日”流泉、千嶂“雨雪”和云海茫范中指手可及的愉林古塞，苍苍莽葬地尽收你眼底了。

　　《七发》是一篇讽谕性作品。赋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大段文字。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炙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霍然而愈。作品的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

　　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里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后正面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

　　《七发》是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通过为一个沉溺于安逸享乐的深宫生活的太子讲述广博有力的大千世界生动事实，最终成功医治了太子物质生活充实而心灵上空虚衰弱的严重疾病！

　　《七发》的艺术特色是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来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七发》体制和描写手法虽已具后来散体大赋的特点，但却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堆叠奇字俪句，而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对事物做逼真的描摹。如赋中写江涛的一段，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江涛汹涌的情状，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曰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再如赋中用夸张、渲染的手法表现音乐的动听，用音节铿锵的语句写威武雄壮的校猎场面，也都颇为出色。在结构上，《七发》用了层次分明的七个大段各叙一事，移步换形，层层逼进，最后显示主旨，有中心，有层次，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样流于平直呆板。枚乘《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后来沿袭《七发》体式而写的作品很多，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等。因此在赋史上，“七”成为一种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