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可惜时运已经逝去,千里马何处才能遇上?力量已经用尽,蜀山之蛇怎能铲除。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天长地久,只有在苍梧对着翠绿的华盖哭泣份儿。
注释
真珠:即珍珠。
青海马:龙马,以喻贤臣。
蜀山蛇:此以喻宦官佞臣。
南薰曲: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
苍梧:传为舜埋葬之地。
翠华:皇帝仪仗。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这首诗作于唐开成五年(840年)文宗去世之后。唐文宗即位之后,颇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当时,朝内朋党相互倾轧,宦官掌握禁军,干涉朝政,甚至弑杀皇帝。文宗欲夺回政权,曾两次谋诛宦官,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文宗郁悒成疾,含恨而终。李商隐作此诗既有伤悼文宗之意。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第一首诗以一女子的口吻,写她不能与情人相会的愁绪。诗中所写的时间是春日的黄昏。诗人用以景托情的手法,从诗的主人公所见到的缺月、芭蕉、丁香等景物中,衬托出她的内心感情。诗的开头四字,就点明了时间、地点:“楼上黄昏”。接下“欲望休”三字则维妙逼肖地描摹出女子的行动:她举步走到楼头,想去望望远处,却又凄然而止。这里,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女子的姿态,而且也透露出她那无奈作罢的神情。“欲望休”一本作“望欲休”。“休”作“停止”、“罢休”之意。“欲望”,是想去望她的情人。但又欲望还休。南朝诗人江淹《倡妇自悲赋》写汉宫佳人失宠独居,有“青苔积兮银阁涩,网罗生兮玉梯虚”之句。“玉梯虚”是说玉梯虚设,无人来登。此诗的“玉梯横绝”,是说玉梯横断,无由得上,喻指情人被阻隔,无法相会。此连上句,是说女子渴望见到情人,因此想去眺望;但又蓦然想到他必定来不了,只得止步。欲望还休,把女子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和孤寂无聊的失望情态,写得巧妙逼真。“月如钩”一本作“月中钩”,意同。它不仅烘托了环境的寂寞与凄清,还有象征意义:月儿的缺而不圆,就像是一对情人的不得会合。
三四句仍然通过写景来进一步揭示女子的内心感情。第二句缺月如钩是女子抬头所见远处天上之景;这两句则是女子低头所见近处地上景色。高下远近,错落有致。这里的芭蕉,是蕉心还未展开的芭蕉,稍晚于诗人的钱珝《未展芭蕉》诗中的“芳心犹卷怯春寒”,写的就是这种景象;这里的丁香,也不是花瓣盛展的丁香,而是缄结不开的花蕾。它们共同对着黄昏时清冷的春风,哀愁无边。这既是女子眼前实景的真实描绘,同时又是借物写人,以芭蕉喻情人,以丁香喻女子自己,隐喻二人异地同心,都在为不得与对方相会而愁苦。物之愁,兴起、加深了人之愁,是“兴”;物之愁,亦即人之愁,又是“比”。芭蕉丁香既是诗人的精心安排,同时又是即目所见,随手拈来,显得格外自然。
第二首诗也是以女子的口吻写与情人离别的愁思。具体的写作时间已不可考。
景与情、物与人融为一体,“比”与“兴”融为一体,精心结构而又毫无造作,是此诗的极为成功之处。特别是“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两句,意境很美,含蕴无穷,历来为人所称道,《诗话类编》就把它特别标举出来,深受赞赏。
这首诗前从名字比拟,后从姓比拟,始则由《杜秋娘诗》称赞杜牧文才,继而赞其武略,从积极的方面劝慰杜牧不要为年衰位卑而消极嗟叹,勉励杜牧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效力,表现了诗人极为可贵的对朋友的真诚关切和关心国家大事的豁达襟怀。这首诗构思精巧而不纤弱,气势非常轻快流畅,音调非常谐适流畅,全诗极富杜牧的清扬的特色,又具有李商隐蕴藉的风格。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写杜牧的官职、名、字和诗作,语言轻快跳脱,很富诗情。《杜秋娘诗》这首诗叙述杜秋娘沦落的悲惨遭际,抒写自己对世事无常、士林升沉荣悴的感慨,所谓“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诗为杜牧刻意精心之作,颇能代表杜牧诗“刻意伤春复伤别”之基调、诗也为李商隐所称赏,故以之作举。开头以此句笼罩全篇,定下了盛赞与劝勉的主题。
“前身应是梁江杜,名杜还应字杜持”,从名字比拟,称颂杜牧的文才。江杜,唐代诗人多将其属于梁,连杜甫也有“远愧梁江杜,还家尚头黑”之句,所以李商隐拿他来比拟杜牧文才的超群和非凡。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这二句为理解全诗的关键。上句称赞杜牧的军事才略,下句则对他进行慰勉,不要为衰老而兴嗟叹。这里用干将、莫邪名剑作喻,赞颂他对国事时局的筹策,一为执政所用,即平刘稹,收回纥,所向披靡,极赞其军事韬略的正确,绝非仅仅是纸上谈兵。然而杜牧平生自负以文才武略,可谓志大才高,但却一直屈居下位,抑郁不得志,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慨是常常有的。他一则说“前年鬓生雪,今年须带霜”(《即离独酌》),再则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飓落花风”(《题禅院》),所以李商隐则以积极的态度劝勉他勿再嗟叹。这里的意思不过是说,您杜牧的韬略已为世所用,且有功于国,如此,那又何必在意于您个人的遇与不遇,而为此叹老嗟卑呢!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二句叙述杜牧奉诏撰写韦丹碑文事。这两句是说,杜牧文才超凡,奉诏撰写的韦碑,必将如羊祜碑一样流传千古,不朽于世。诗前从名字比拟,后从姓比拟,始则由杜诗赞其文才,继而赞其武略,最后“杜见文章必传世”。至此,对杜牧的称赞达到极致,诗亦随即作结。诗人对杜牧的盛赞情真意切,实实在在,言之有“物”,绝无无聊文人虚妄浮夸之嫌,因而,劝勉也就格外有力。
这首诗用思极为精巧,第一句用两“牧”字,第二句用两“秋”字,第四句用两“杜”字,第七句用两“江”字,五六两句用“铁”和“干镆”、 “丝”和“雪霜”重叠,第八句又用两人名字重叠,通篇只第三句一句单行,构思精巧而不纤弱,气势非常轻快流畅,音调非常谐适流畅。全诗极富杜牧的清扬的特色,又具有自己蕴藉的风格,调子既比较明快,又不失凝炼深沉豪迈之气,个中旨趣全由诗的格调和情感而出。纪昀对义山诗多有微,对此诗却尤为称道:“自成别调,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亦可谓中肯之辞。
诗人的政治遭遇远比杜牧不幸得多,但却能够从积极的方面劝慰杜牧不要为年衰位卑而消极嗟叹,勉励他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效力,表现了诗人极为可贵的对朋友的真诚关切和关心国家大事的豁达襟怀。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