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虽悲鸣寄恨而无人同情。
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可是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我官职卑下,行踪飘忽不定,家园难返,故乡的田园也早已荒芜。
烦劳你的鸣叫让我能够警醒,我也是,家徒四壁,举家清苦。
注释
以:因。
高难饱:古人认为蝉栖于高处,餐风饮露,故说“高难饱”。
恨费声:因恨而连声悲鸣。费,徒然。
五更:中国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所以叫“五更”。
疏欲断:指蝉声稀疏,接近断绝。
碧:绿。
薄宦:官职卑微。
梗犹泛:典出《战国策·齐策》,后以梗泛比喻漂泊不定,孤苦无依。梗,指树木的枝条。
故园:对往日家园的称呼,故乡。
芜已平:荒草已经平齐没胫,覆盖田地。芜,荒草。平,指杂草长得齐平 。
君:指蝉。
警:提醒。
亦:也。
举家清:全家清贫。举,全。清,清贫,清高。
本诗的具体创作不详。李商隐平生曾两度入官秘书省,但最终未能得志,处境每况愈下。该诗就是表达了他虽仕途不顺,却坚守清高之志。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蝉本来就因理息于高枝,难得一饱;它鸣叫不停,却不受理睬,真凄白白辛苦,怨恨无穷啊。“以”,因。古人误以为蝉餐风饮露,所以说“高难饱”。“费声”,指鸣声频频。
就真实情况而言,蝉并困凄因身在高处,不肯飞下来乞食而“难饱”;它的鸣叫声中也没有什么恨意,这完全凄诗人自己的理解与感受,凄其身世之感的寄托。“高”,语义双关,喻指人的品格高洁。
诗人自许清高,不肯屈就,结果只落得生活困顿,这不就凄“高难饱”吗?他曾向令狐绹等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已最终还凄不被人理会,依旧无法摆脱仕途坎坷的困境,这难道不凄一场“徒劳”吗?在这里,蝉已经完全人格化了,诗人分明凄借其表达自己艰难的身世和处境,所以纪昀说开头两句凄“意在笔先”。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蝉彻夜悲鸣,叫到五更天,已凄声嘶力竭、稀稀落落,快要断绝了。已凄那些树呢,依旧碧绿青翠,任凭蝉叫得如何凄苦动人,也凄无动于衷,真凄无情啊!
蝉声与树木的碧绿本来凄毫不相干的,诗人却责怪树木的冷酷无情。显然,这同样凄在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写自己的哀告无门、受人冷落。曾经有过深交的令狐绹等人本来凄已以帮助李商隐的,已凄,他们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处处排挤打击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诗人怎能不怨恨与激愤。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这两句转向诗人自叙:我职卑禄薄,到处漂泊,早已丢下的家乡田园,已凄一片荒芜。
《战国策·齐策》里有一则故事,桃偶讥笑泥人:“你凄用泥土做成的人形,一到发洪水的时候,你就完了。”泥人说:“我凄微岸土做的人,洪水来了,尽管我会没了人形,但我还已以被冲回微岸家乡去。而你呢,你凄东国桃木做成的人,洪水一来,你还不知道漂泊到哪里去呢?”后来就用“梗泛”来比喻漂泊无定的生涯。“梗”,树木枝条。“泛”,漂流。李商隐长年辗转于各地为他人做幕僚,职位卑微,俸禄微薄,故称“薄宦”。
“故园芜已平”,从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化用而来。陶渊明做官不如意,想到自己家乡的田地快要荒芜了,就辞官而去,归隐田园,自得其乐。自己也凄仕途坎坷,处处碰壁,何不也像陶渊明那样早日还乡呢?已凄,故园荒芜,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真凄进亦难,退亦难!
这两句在四处漂泊、前途黯淡的生活身世倾诉中,透露出诗人的失意与苍凉。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这两句凄作者对蝉说的话:多劳你给我警告,我一家人的生活也和你一样清寒。“君”,指蝉。“警”,警醒,这里有触动的意思。蝉在告诫什么呢?有人说凄警告诗人为什么不及早回头,早归故园;有人则认为凄提醒诗人保持高洁的操守。
此联前一句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手法写蝉。后一句“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结合起来,呼应开头,首尾圆合。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篇(<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是李清照为故夫赵明诚的金石学名著(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言。在《金石录》编撰过程中,赵明诚曾写过一篇《<金石录>序》。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又再三请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撰序。刘跂于同年九月完成好友赵明诚所嘱,其文题作(<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刘序”)。李清照所撰《后序》,虽与“刘序”的题目相同,但她是在赵明诚逝世、由她继续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后写下的。同样是为《金石录》作序,李清照的《后序》,与赵明诚的自序和“刘序”大不相同。后二者系就书论书,只谈与《金石录》直接相关的事,文字简洁平实,是两篇很典型的书序。李清照的《后序》却是匠心独运,在剪裁、叙事、抒情等方面迥别于一般书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所结撰的重点是放在叙述金石书画的“得之艰而失之易”上,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而又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散文。
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不可替代位置的(后序),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和总体上颇为中肯的评价,其中两个人的见解极近腠理。一是南宋的洪迈;一是近人浦江清。洪迈主要是就《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段后,憨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催变故本末。”((容斋四笔)卷五)洪迈不仅以此番言简意赅之语,准确地道出了洋洋两千言《后序》的叙事脉络,其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为后世留下了亲眼经见宋版(后序)所云之撰署日期为绍兴四年(1134)。这就极有力地说明了明抄本的“绍兴二年”之误。因为“绍兴二年”对李清照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的春夏她得了重病,又因与张汝舟的离异诉讼吃官司、坐牢……在这种情况下,她哪里会有心思去整理《金石录》并撰写《后序》?而“绍兴四年”则正是赵明诚逝世五周年,是时痛定思痛而作《后序》,岂非顺理成章!
而浦江清则从另外的角度道出了《后序》的价值所在: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境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国文月刊)一卷二期)
这首诗托“古意”,实抒今情。它的题材、用语与萧纲的《乌栖曲》等齐梁宫体诗非常接近,但思想感情却大不相同。它的词采虽然富丽华赡,但终不伤于浮艳。诗的写法近似汉赋,对描写对象极力铺陈泻染, 并且略带“劝百讽一”之意。《唐诗镜》中说:“端丽不乏风华,当在骆宾王《帝京篇》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语:“通篇格局雄远,句法奇古,一结更绕神韵。盖当武后朝,淫乱骄奢,风化败坏极矣。照邻是诗一篇刺体,曲折尽情,转诵间令人起惩时痛世之想。” 《批点唐音》中说:“此片铺叙长安帝都繁华,宫室之美,人物之盛,极于将相而止,然而盛衰相代,唯子云安贫乐道,乃久垂令名耳。但词语浮艳,骨力较轻,所以为初唐之音也。” 闻一多先生将《长安古意》称为“宫体诗的自赎”。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长安大道连狭斜”到“娼妇盘龙金屈膝”)铺陈长安豪门贵族争竞豪奢、追逐享乐的生活。首句就极有气势地展开大长安的平面图,四通八达的大道与密如蛛网的小巷交织着。次句即入街景,那是无数的香车宝马,川流不息。这样简劲地总提纲领,以后则洒开笔墨,恣肆汪洋地加以描写:玉辇纵横、金鞭络绎、龙衔宝盖、凤吐流苏……如文漪落霞,舒卷绚烂。这些执“金鞭”、乘“玉辇”,车饰华贵,出入于公主第宅、王侯之家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纵横”可见其人数之多,“络绎”不绝,那追欢逐乐的生活节奏是旋风般疾速的。这种景象从“朝日”初升到“晚霞”将合,没有一刻停止过。在长安,不但人是忙碌的,连景物也繁富而热闹:写“游丝”是“百尺”,写“娇鸟”则成群,“争”字“共”字,俱显闹市之闹意。写景俱有陪衬之功用。以下写长安的建筑,而由“花”带出蜂蝶,乘蜂蝶游踪带出常人无由见到的宫禁景物,笔致灵活。作者并不对宫室结构全面铺写,只展现出几个特写镜头:宫门,五颜六色的楼台,雕刻精工的合欢花图案的窗棂,饰有金凤的双阙的宝顶……使人通过这些接连闪过的金碧辉煌的局部,概见壮丽的宫殿的全景。写到豪门第宅,笔调更为简括:“梁家画阁中天起。”其势巍峨可比汉宫铜柱。这文彩飞动的笔墨,纷至沓来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在通衢大道与小街曲巷的平面上,矗立起画栋飞檐的华美建筑,成为立体的大“舞台”,这是上层社会的极乐世界。这部分花不少笔墨写出的市景,也构成全诗的背景,下一部分的各色人物仍是在这背景上活动的。
长安是一片人海,人之众多竟至于“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这里“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写来够瞧的。作者对豪贵的生活也没有全面铺写,却用大段文字写豪门的歌儿舞女,通过她们的情感、生活以概见豪门生活之一斑。这里有人一见钟情,打听得那仙子弄玉(“吹箫向紫烟”)般美貌的女子是贵家舞女,引起他的热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那舞女也是心领神会:“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借问”四句与“比目”四句,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是一唱一和,男有心女有意。“比目”、“鸳鸯”、“双燕”一连串作双成对的事物与“孤鸾”的对比,“何辞死”、“不羡仙”、“真可羡”、“好取”、“生憎”的果决反复的表态,极写出爱恋的狂热与痛苦。这些专写“男女”的诗句,正如闻一多赞叹的,比起“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栖曲》)一类“病态的无耻”、“虚弱的感情”,“如今这是什么气魄”,“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宫体诗的自赎》)。通过对舞女心思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长安人们对于情爱的渴望。以下以双燕为引,写到贵家歌姬舞女的闺房(“罗帷翠被郁金香”),是那样香艳;写到她们的梳妆(“片片行云着蝉翼,纤纤初月上鸦黄”),是那样妖娆,“含娇含态情非一”。打扮好了,于是载入香车宝马,随高贵的主人出游了。这一部分结束的二句“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刻龙纹的阖叶,车饰;‘屈膝’同‘屈戌’)。”与篇首“青牛白马七香车”回应,标志对长安白昼闹热的描写告一段落。下一部分写长安之夜,不再涉及豪门情事,是为让更多种类的人物登场“表演”,同时,从这些人的享乐生活也可以推知豪门的情况。可见用笔繁简之妙。
第二部分(从“御史府中乌夜啼”到“燕歌赵舞为君开”)主要以市井娼家为中心,写形形色色人物的夜生活。《汉书·朱博传》说长安御史府中柏树上有乌鸦栖息数以千计,《史记·汲郑列传》说翟公为廷尉罢官后门可罗雀,这部分开始二句即活用典故。“乌夜啼”与“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写出黄昏景象,表明时间进入暮夜。“雀欲栖”则暗示御史、廷尉一类执法官门庭冷落,没有权力。夜长安遂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有挟弹飞鹰的浪荡公子,有暗算公吏的不法少年(汉代长安少年有谋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行动前设赤白黑三种弹丸,摸取以分派任务,故称“探丸借客”),有仗剑行游的侠客……这些白天各在一方的人气味相投,似乎邀约好一样,夜来都在娼家聚会了。用“桃李蹊”指娼家,不特因桃李可喻艳色,而且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语,暗示那也是人来人往、别有一种闹热的去处。人们在这里迷恋歌舞,陶醉于氛氲的口香,拜倒在紫罗裙下。娼门内“北堂夜夜人如月”,表面上看青春可以永葆;娼门外“南陌朝朝骑似云”,表面上看门庭不会冷落。这里点出从“夜”到“朝”,与前一部分“龙含”二句点出从“朝”到“晚”,时间上彼此连续,可见长安人的享乐是夜以继日,周而复始。长安街道纵横,市面繁荣,而娼家特多(“南陌北堂连北里”),几成“社交中心”。除了上述几种逍遥人物,还有大批禁军军官(“金吾”)玩忽职守来此饮酒取乐。这里是各种“货色”的大展览。《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香)泽”,这里“罗襦宝带为君解”,即用其一二字暗示同样场面。古时燕赵二国歌舞发达且多佳人,故又以“燕歌赵舞”极写其声色娱乐。这部分里,长安各色人物摇镜头式地一幕幕出现,闻一多曾说:“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决非贫血而萎靡的宫体诗所可比拟。
第三部分(从“别有豪华称将相”至“即今惟见青松在”)写长安上层社会除追逐难于满足的情欲而外,别有一种权力欲,驱使着文武权臣互相倾轧。这些被称为将相的豪华人物,权倾天子(“转日回天”)、互不相让。灌夫是汉武帝时的将军,萧望之为汉元帝时的重臣,都曾受人排挤和陷害。“意气”二句用此二典泛指文臣与武将之间的互相排斥、倾轧。其得意者骄横一时,而自谓富贵千载。这节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二句又与前两部分中关于车马、歌舞的描写呼应。所以虽写别一内容,而彼此关联钩锁,并不游离。“自言”而又“自谓”,讽刺的意味十足。以下趁势转折,如天骥下坡:“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指墓田)。”这四句不惟就“豪华将相”而言,实一举扫空前两部分提到的各类角色,恰如沈德潜所说:“长安大道,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自嬖宠而侠客,而金吾,而权臣,皆向娼家游宿,自谓可永保富贵矣。然转瞬沧桑,徒存墟墓。”(《唐诗别裁》)四句不但内容上与前面的长篇铺叙形成对比,形式上也尽洗藻绘,语言转为素朴了。因而词采亦有浓淡对比,更突出了那扫空一切的悲剧效果。闻一多指出这种新的演变说,这里似有“劝百讽一”之嫌。而宫体诗中讲讽刺,那却是十分生疏、很少被人用到的手法。
第四部分即末四句,在上文今昔纵向对比的基础上,再作横向的对比,以穷愁著书的扬雄比喻作者自己,与长安豪华人物对照作结,可以看出左思“济济京城内”一诗的影响。但左思诗中八句写豪华者,八句写扬雄。而此诗以六十四句篇幅写豪华者,其内容之丰富,画面之宏伟,细节之生动都远非左诗可比;末了以四句写扬雄,这里的对比在分量上以不对称而效果更为显著。前面是长安市上,轰轰烈烈;而这里是终南山内,“寂寂寥寥”。前面是任情纵欲倚仗权势,这里是清心寡欲、不慕荣利(“年年岁岁一床书”)。而前者声名俱灭,后者却以文名流芳百世(“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虽以四句对六十四句,却有“秤锤虽小压千斤”之感。这个结尾不但在迥然不同的生活情趣中寄寓着对骄奢庸俗生活的批判,而且带有不遇于时者的愤慨寂寥之感和自我宽解的意味。它是此诗归趣所在。
七古中出现这样洋洋洒洒的巨制,为初唐前所未见。而且更好在感情充沛,力量雄厚。它主要采用赋法,但并非平均使力、铺陈始终;而是有重点、有细节的描写,回环照应,详略得宜;而结尾又颇具兴义,耐人含咏。它一般以四句一换景或一转意,诗韵更迭转换,形成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同时,在转意换景处多用连珠格(如“……好取门帘帖双燕。双燕……”,“……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或前分后总的复沓层递句式(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使意换辞联,形成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这样,就结束了陈隋“音响时乖,节奏未谐”的现象,“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谐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内编卷三);所以,胡应麟极口赞叹道:“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同上)虽然,此诗词彩的华艳富赡,犹有六朝余习,但大体上能服从新的内容需要;前几部分铺陈豪华故多丽句,结尾纵、横对比则转清词,所以不伤于浮艳。在宫体余风尚炽的初唐诗坛,卢照邻“放开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唱出如此歌声,压倒那“四面细弱的虫吟”,在七古发展史上是可喜的新声,而就此诗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论,也能使他被誉为“不废江河万古流”。
《寄赞上人》被选入《全唐诗》的第二一八卷第八首。这可以说是一篇诗体书信。
从内容着眼,这首诗可分三段。
第一段八句,通过对前一次卜邻的回顾,引出诗人置“草堂地”的条件。杜甫到秦州后所以再三想到西枝村,就是因为那里有赞公这位“上人"的缘故。第二句中不言“卜居”而说“卜邻”,正是这个意思。三至八句说明“心所求”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反衬出“一昨陪锡杖"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其中“年侵”以致“腰脚哀",由于“腰脚衰”,所以“未便阴崖秋”,脉络十分清楚。“未便"句从反面讲,“重冈”两句正面说,就是《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中所说的“要求阳冈暖”的意思。“茅屋”句写作者的另一条件;置草堂并购附近可耕种的土地。最后一句“斯焉”的“斯”统指上述各项,“心所求”总结全段。
第二段包括“近闻”以下四句,描写“西枝西”的那条山谷。这里关于山谷的传闻,正照应上段中对草堂地的要求。“有谷”承“重冈”,不过一从“冈’’说,一从“谷"说;“亭午"句承“竞日”句,其中一写正午,一写全天;“石田”句承“茅屋”句,不仅“兼土",而且足收。那正是诗人理想的卜居之地。
第三段包括“当期”以下八句。写诗人的愿望和设想:“塞雨干”、“齿疾瘳”之后,卜居西枝西谷,与赞公为邻,互相来往交游,共同欣赏西枝秀色胜景,以此为乐事。“柴荆”、“茶茗”,淡泊闲适,正是风流之处。
这首诗的特点是层次清楚,内容丰富。从这首诗里,读者看到了一位失意老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期望。杜甫觉得自己已经年迈,腰腿也不灵便,不宜居住在阴冷的地方,如果有一块阳光充足的山坡上能搭建自己的茅屋,周围还有土地可供耕种,就心满意足了。当他听说西枝村西边有个地方,不但林木繁茂,风和日暖,而且有着旱涝保收的田地,便渴望能去那里居住。他通过诗作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到时和赞上人你来我往,一同徜徉在山原,信步于林径,观看西枝村秀色美景;赏花品茶论经赋诗,是件多么令人惬意,使人羡慕的风流之事。
这是写贵公子彻夜饮宴作乐的诗。虽未直接描述“沉湎长夜狎饮”,但通过“袅袅沉水烟”、“腰围玉带玲”,是能让人想象出作乐场面之盛,时间之长来的。全诗仅仅二十个字,似乎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但李贺写诗的思路是变化莫测的,诗无定格,句亦无定式,这首诗仅仅是侧面烘托,轻轻一点,便戛然而止。
李贺此诗有意捕捉这“夜阑乐罢的最后一镜头”,通篇仅作含蓄的静态描写,而此前的纵酒豪饮等种种行乐情事,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诗中的那位贵公子醉眼朦胧,稍带倦态,然而神志尚且清晰,正满意地感触着周边事物的声音、色彩、香氲和质料,仿佛他所有的感官一时都充分地扩张开来。“袅袅沉水烟”一句写视觉和嗅觉,“乌啼夜阑景”写听觉和视觉,“曲沼芙蓉波”写视觉和听觉,“腰围白玉冷”乃写视觉和触觉。综观全诗,作品呈现出由多种微妙感觉纠葛构成的奇特意象。这四句诗涉及到了四种感觉。李贺诗歌内频繁出现的感觉语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芳、香、馨等表现嗅觉和湿、冷、寒等属于触觉的字眼。嗅觉、触觉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原始的感觉。通过对这些最为原始因而也是最为根本的感觉的尖锐化,李贺实现了对日常生活感觉的超越。
通过诗歌来实现对平凡生活的超越,触及了李贺创作的一处要害。以“唐诸王孙”的名分而论,李贺自视为“贵公子”原无可挑剔,问题是身为没落的贵族,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和丰厚的物质待遇。李贺的潜愿既不为现实所容,只能通过诗笔想象在幻境中得到宣泄。《夜饮朝眠曲》、《梁台古意》一类歌诗,肆力绘写五光十色的贵胄游宴生活,这里面弥漫着恣纵行乐的气息,既无道义的约束又无理性的调节,唯能感受到醉生梦死和欲望的尽情流淌。这首《贵公子夜阑曲》,更是无一处理语,任由人类本初就有的“原始感觉”在诗中游走,李贺的心思多少应了那句“ 我感故我在”。然而,虚幻的总归虚幻,理想与现实云泥之别只能倍增李贺的痛苦,让他在生活的无奈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