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长安乱的不成样子,李傕、郭汜等人大肆作乱。
于是我前往荆州,寻找新的容身之地。
送行时亲戚对我很是悲伤,朋友们依依不舍追攀着车辕给我送别。
走走出门满目萧条一无所见,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
一个妇人面带饥色坐路边,轻轻把孩子放在细草中间。
婴儿哭声撕裂母亲的肝肺,饥妇人忍不住回头看,但终于洒泪独自走去。
“我自己还不知道死在何处,我们母子如何能都被保全?”
不等她说完,我赶紧策马离去,不忍再听这些话。
登上霸陵的高地继续向南,回过头我遥望着长安。
领悟了《下泉》的作者思念贤明国君的心情,不由得伤心、叹息起来。
注释
西京:指长安,西汉时的国都。东汉建都在洛阳,洛阳称为东都。董卓之乱后,汉献帝又被董卓由洛阳迁到了长安。
无象:无章法,无体统。
豺虎:指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
遘患:给人民造成灾难。
中国:中原地区。
委身:置身。
荆蛮:即指荆州。古代中原地区的人称南方的民族曰蛮,荆州在南方,故曰荆蛮。荆州当时未遭战乱,逃难到那里去的人很多。荆州刺史刘表曾从王粲的祖父王畅受学,与王氏是世交,所以王粲去投奔他。
追攀:追逐拉扯,表示依依不舍的样子。
完:保全。以上两句是作者听到的那个弃子的妇人所说的话。
霸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
岸:高坡、高冈。
《下泉》:《诗经·曹风》中的一个篇名,汉代经师们认为这是一首曹国人怀念明王贤伯的诗。下泉,流入地下的泉水。
喟然:伤心的样子。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诗写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这年六月,董卓部将李催、郭汜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劫掠,这时王粲逃往荆州,依靠刘表以避难。此诗是王粲初离长安往荆州时所作。当时他是十六岁。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
一主旨和情节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这样说,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这次宴会全过程(包括会前斗争和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这种性格不改变,他就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刘邦在宴会上能化险为夷,跟善于利用对方性格弱点也是分不开的。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上所起的作用。
本文按情节的发展过程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
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第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
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
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生彘肩。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慷慨陈词: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第5、6、7段),述会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
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故事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虽属节选,亦有相对的完整性。
二人物形象
本文主要塑造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因为秦的主力被他击败,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自矜功伐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
写项羽听了曹无伤告密之后的反应和听了项伯劝解之后的反应,形成两个极端,把项羽毫无主见,不辨忠奸,既易冲动又易受骗的性格勾画得十分鲜明。写项羽在鸿门宴上既不顾范增再三催促杀刘邦的暗示,又不制止项庄意在杀刘邦的舞剑,还把樊哙的愤激当作豪壮,对刘邦的逃席行为听之任之,处处表现他的优柔寡断。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本文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未尝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非此不足以平项羽之怒,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从这些事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惟恐有所不至--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三 写作特点
1.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作者塑造项羽的形象主要抓住四个问题:是否对刘邦发动进攻;是否在席间杀死刘邦;对樊哙的越礼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对刘邦逃席又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上面已有分析。这里附带说说樊哙。樊哙在危急的关头不顾卫士阻拦,闯入中军帐,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但入帐后的种种行动都是有礼有节的,先"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以引起项羽注意;项羽赐酒,他先拜谢,然后站着喝,随后连生彘肩也吃了;他借机讥讽项王,却又替刘邦求赏,暗寓尊崇项羽之意,这又说明他粗中有细。
2.运用对照手法烘托人物形象。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