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这组诗紧紧扣住春意茁然发生之意，写得气象勃勃。这里没有凛冽的寒风，没有萧飒的情调，有的只是隐约潜行的春天的倩影。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美好生机的敏感心理，饶有唐韵，清新流丽，情韵悠扬。
“闰后阳和腊里回”，是说闰十一月过后，阳和之气便在腊月里提前降临到人间。闰月是古人调整节令农时的手段，闰十一月之后，腊月事实上就是正月。那濛濛的细雨无声地飘洒着，远处的楼台显得缥缈而又恬静。这哪里像是寒冬腊月，分明是春雨。在雨的梳洗滋润中，柳条榆荚都隐隐地透出绿意。“弄颜色”的“弄”字，把榆柳都人格化了。如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把无意识之物写得绰有情致。而且这个“弄”字，有若有若无、闪烁不定的意味。用于生意初萌的柳条榆荚，准确而生动。诗人想到，榆柳都要绿了，雨过天晴之后，暗怕燕子也要飞来了吧。“便暗”二字，是揣测语气，犹“相将见”之意，透露了诗人急切盼望的心理。
其二
诗人凭借着敏锐的感觉，意识到冰雪即将化去，万物就要萌生，表现出一种无比愉悦的迎春心情。
“亭台经雨压尘沙”，描写景物，清新而又明丽。七字四物，亭、台、雨、沙，各得其所。诗人通过一个“压”字，巧妙地把这四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仅写出了雨后亭台清洁明净，而且还使人想起平时尘沙飞扬的情景，也透露出诗人雨后的喜悦心情。“春近登临意气佳”，抒发情怀，字里行间一派喜气。在春天将要到来的时候，在雨后放晴的天气里，诗人来到亭台游览，兴致是多么高，心情是何等愉快。“春近”，点明季节，回扣诗题。“登临”与上句的“亭台”相呼应。经过如此细致安排，最后的“意气佳”则直抒胸臆，把诗人登临赏景的喜悦心情表露无遗，十分自然。
后两句写诗人更加喜爱残冬的雪景。“更喜轻寒勒成雪”，承上启下，情景相生，用词颇见凝炼。“更喜”，既是诗意的转折，也是承上面的“意气佳”而来，进一步抒写喜悦的情怀，意脉贯通。由于诗人看到的是一年之末的雪景，甚觉难得，所以他别具匠心下一“勒”字，意在告诉人们这雪是轻寒有意逼“勒”下来的，这种视无情为有情的写法，既为下文作了衬笔，又表现了诗人的惊喜心情。“未春先放一城花”，以雪比花，写冷景却给人以暖和之感，通过生动的比喻、巧妙的联想，把人们带进了春天的世界。以花喻雪，这是诗人们常用的手法，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韩愈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便是实例。不过黄庭坚这句则有自己的特点，它以小见大，化静为动，比喻中含有想象，不仅写出了雪景的美丽，也写出了迎春的喜悦。
全诗把景和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诗人“意气佳”也好，“更喜”也好，都是从景中引发出来的；写雨后的亭台也好，写城中的雪景也好，都充满了诗人的喜悦心情。情从景中来，景中也含情。但是，诗人不是静止地写景写情，而是随着自然景色的变换使感情色彩也不断加深，这些都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
其三
“小雪晴沙不作泥，疏帘红日弄朝晖”，雪后更有佳处，地上不泥泞，潮湿润地，无沙无尘。初日的光辉照射过来，薄薄的竹帘晃动着，光影闪烁，仿佛竹帘在和朝晖嬉戏。又是一个“弄”字，同样流露了诗人欣喜欢悦的情绪。“年华已伴梅梢晚，春色先从草际归”，年光将尽，枝头的梅花也已经调谢了。然而不要紧，因为春色已经从小草的芽尖上，悄悄地归来了。
其四
“梅英欲尽香无赖”，梅花快要谢尽，清香却还在空气中氤氲荡漾。“香无赖”三字，大有情致。以“无赖”写“香”，并非亵渎，更不是“狂奴”的恶作剧。花谢而香存，似反常，“无赖”有“无端”之意。更重要的是，梅花的清香仿佛含情脉脉，不忍离去。所谓“无赖”，正见其有情。这种细腻而微妙的情趣，非“无赖”二字不足以仿佛。梅香还未散去，草色又已绿，尽管绿色还未均匀遍布，但那是不愁的。“苦竹空将岁寒节”，是说苦竹经冬不凋，颇有岁寒之节。然而春天一到，大地皆绿，苦竹的特立，也就显示不出孤高了。
这四首诗初看若散缓，其实亦有章法。诗人是将修辞中的顶针或连环句式放大，前后相连，结成一体。第一首写雨，第二首写雪，第三首写梅，第四首写柳。后面三首，每一首的第一句，都点出前一首诗中的景物，以相连缀，形成了组诗的线型结构。这四首绝句风格恬淡清新，色彩、字面、景物、情绪都是淡淡的，仿佛读散文诗，又仿佛是四帧水墨小景。雨是“小雨”，雪是“小雪”，又是“濛濛”“轻寒”“疏帘”“绿未匀”，笔调空灵而协调。两个“弄”字，一个“无赖”，更使得组诗平添了几分活泼气象。这种闲适冲和的风格，和黄庭坚后日的老气横秋大不一样，却很接近程颐和朱熹这些道学家的风格，这倒是很耐人寻味的。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是一首抒写诗人对妙龄歌女留恋惜别的心情。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聚首如胶似漆作别却像无情；只觉得酒宴上要笑笑不出声。
诗人同所爱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感情是千头万绪的。“多情却似总无情”，明明多情，偏从“无情”着笔；着一“总”字，又加强了语气，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诗人爱得太深、太多情，以致使他觉得，无论用怎样的方法，都不足以表现出内心的多情。别筵上，凄然相对，像是彼此无情似的。越是多情，越显得无情，这种情人离别时最深切的感受，诗人把它写了出来。“唯觉樽前笑不成”，要写离别的悲苦，他又从“笑”字入手。一个“唯”字表明，诗人是多么想面对情人，举樽道别，强颜欢笑，使所爱欢欣！但因为感伤离别，却挤不出一丝笑容来。想笑是由于多情，“笑不成”是由于太多情，不忍离别而事与愿违。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态描写，把诗人内心的真实感受，说得委婉尽致，极有情味。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案头蜡烛有心还惜别；你看它替我们流泪流到天明。
题为“赠别”，当然是要表现人的惜别之情，然而诗人又撇开自己，去写告别宴上那燃烧的蜡烛，借物抒情。诗人带着极度感伤的心情去看周围的客观世界，于是眼中的一切也都带上了感伤的色彩。蜡烛本是有烛芯的，所以说“蜡烛有心”；而在诗人眼里烛芯却变成惜别之心，把蜡烛拟人化了。在诗人眼里，它那彻夜流溢的烛泪，就是在为男女主人公的离别而伤心了。“替人垂泪到天明”，“替人”二字，使意思更深一层。“到天明”又点出了告别宴时间之长，这也是诗人不忍分离的一种表现。
齐梁之间的江淹曾经把离别的感情概括为“黯然销魂”四字，但这种感情的表现，却因人因事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这种感情本身，也不是“悲”、“愁”二字所能了得。杜牧此诗不用“悲”、“愁”等字，却写得坦率、真挚、道出了离别时的真情实感。
这首边塞词，不啻是一篇吊古战场文，悲康康慨。
首句即吸收李白《战城南》“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塞》“饥乌啼旧垒，疲马恋空城”的诗意，表现了萧萧古戍、饥乌群集的惨切之景。次句，“荒城野雉飞”，是化用刘禹锡“麦秀空城野雉飞”句意，把古战场阴森怖栗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接下“何年”三句，颇有唐朝边塞诗的味道，但容若毕竟又不是岑参那类边塞诗人，唐时的边塞诗是荒凉中透出豪迈，容若却是豪迈转向了凄凉。“何年劫火剩残灰”，是哪年的战乱造就了如今一切的皆似残灰，惨淡的历史已遥不可考，如今只有看英雄们当日的碧血，化作了这蛮荒的土色。 “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容若此处谓，君不见那些忠魂碧血，不管何方埋骨，到头来不都是付与这无边瀚海了吗？上阕，占戍、荒城、劫灰、碧血······组成的是一幅凄惨悲凉的大漠边城之景，奏响的是一曲旧堡败垒的苍凉沉郁悲歌。
下阕前两句承接上阕，继续铺写古战场萧然之景。“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军中将帅的军帐再也不能分开营垒，悲咽的金笳也已永远停吹了。“空分”、“已罢”，四字写出昔景的黯然难以淹留。既然古战场遗下了残灰。遗下了英雄的战骨，玉帐成空，金笳已罢，那就说明厮杀斗争，恩仇荣辱，一切都成过去，于是，词人不禁废然道：“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东风回首”，出自李煜《虞美人》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处是说如今回首前朝往事，但觉物是人非，事事皆休。所以，词人最终感言，兴亡之理，不在人为，而在乎天命，遂见纳兰词哀伤风骨。
在那片八旗子弟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容若既不缅怀“开国英雄”的功烈，更不悲歌慷慨，从中吸取振奋精神的力量，却在那里冷冷清清忧优戚戚地寻寻觅觅。这种行径，还真颇有点“不肖子孙”的意味。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