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两句从隐者的居所和处境着笔，称扬隐者的德行。“无媒”语出《韩诗外传》：“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原意女子因无人为媒难以出嫁，这里指士子因无人推荐、引见而无法用于世。正因为无汲引者问津，隐者门可罗雀，屋前小路长满了荒草，一片萧索冷落。“草萧萧”暗用汉代张仲蔚事。据《高士传》载，张仲蔚“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透过萧萧荒草，一个安于索居的隐者形象呼之欲出。“云林”，高入云中的山林，这里指隐者隐之处。市朝，指交易买卖场所和官府治事所在。自古以来，隐者乐于洁身自好，有意避开这些争权夺利的尘嚣地，“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自守，荣辱不及”（《周书·薛端传》）。清心寡欲，恬淡自适，诗人对隐者的洁行高志，流溢出钦羡、称颂之情。
末两句从白发落墨，生发健拔高昂的议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与忧愁有着不解之缘。隐者“无媒”，因而怀才不遇。社会的压抑使他产生忧愁，难以驱逐的忧愁又使他早生华发。他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痛恨扼杀人才的社会势力，呼吁世间公道。诗人充分理解隐者的心境，他与隐者灵犀相通，命运与共，对人世、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以为，世间只有白发最公道，即使是达官贵人的头上也照长不误，决不饶过。不受财富摆布，不向权贵拜倒，不阿谀，不恂私，一切都公平合理，这就是人间的公道。诗中“唯”字，包含言外之意：除了白发，人世间再没有公道可言。社会不公正，在诗人笔下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针砭。这是理性的批判，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有力鞭苔。
全诗随情感的流动、意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节奏和语势：前两句如静静溪流平和舒缓，后两句如滔滔江潮激荡喷涌。批斥的锋芒直指不公道的封建社会制度，议论警动，憎爱分明，痛快淋漓而又不乏机趣幽默。
这首词所写的，可能并非词人已常家居的情景，似乎是在他乡做官多年，终于久游归来，或者少年时曾在某地生活过，而此时又亲至其地，重寻旧迹。
“小阑”两句，画出那小阑干围着的花圃，红芍药长得枝叶繁茂，花儿已经含苞，好似一支支玉簪，这亦即是晁补之笔下所描写的春末夏初的景象，“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自未曾归去。”（《金凤钩》）“雨余”句写风声，鸟鸣声，用杜荀鹤《春宫怨》诗意：“风暖鸟声碎，已高花影重。”正当雨后初晴，风软烟淡，空气温润和暖。“秦观词亦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鸣声随暖风送入耳际，似挽留、似惋惜，真是“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这里写出春将逝去而光阴犹足可流连。“迟迟已”两句，点明季节特征，是白昼渐长，已影阑珊，即所谓“春欲尽，已迟迟。”“一分阴”，言偶有浮云，瞬即消逝。“犹带”两字，使语气显得宛转，对春欲尽不无怅触而情调并不低沉。季节正当春深，又值雨后。柳暗花明，花栏里的红芍药抽出了尖尖的花苞（其状如簪）。这不光由于季节的原因，也由于雨水的滋润。“雨余”二字，虽然到第四句才点出，但这一因素，实际上贯串着整个景物描写。由于春雨之后，天气稳定，风和已丽，鸟雀唤晴，鸣声也格外欢快。一个“碎”字，见出鸟雀声纷繁，乃至多样。春已迟迟，由春入夏，白天越来越长。而湿润的春天，总爱播阴弄晴，“犹带一分阴”，正显出春天雨后景色的妩媚。总之，词人抓住春深和雨后的特点，写出眼前风物的令人流连忘返。
换头“往事莫沉吟”，起得很陡，从心理过程看，它是经过一番盘旋周折才吐出的。“莫沉吟”，正见作者面临旧游之地对往事有过一番沉吟，但又努力加以排遣，用“身闲时序好”劝自己登临游赏。“时序好”，并非宽慰自己的泛泛之词，从上片写景中，已显示了这一点。“旧游”三句，语意忽又一转，写登临以后触景伤神，心情转向惆怅。刘过《唐多令》结末有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是说美景当前，载酒泛舟江上，但已无法回复到昔已同舟游乐的心情，李攀龙云其“因黄鹤楼再游而追忆故人不在，遂举目有江上之感，词意何等凄怆。”与之相较，本词末尾虽亦写今昔之感，却不用直叙而用深一层写法，先说旧地风光，历历可寻，但仍怅然若有所失，所寻求的究竟是什么，“惟有”两字一转指出纵使风景不殊，但年少登临时那种豪情壮怀，却已随流光而消逝，无从寻觅。放眼四望，春光将尽，不禁百感交集，如今国事已非，虽欲有所作为而不可能。
词所表现的情绪是复杂的。年光流逝，故地重游之时，在一切都可以复寻、都依稀如往已的情况下，突出地感到失去了少年时那种心境，词人自不能免于沉吟乃至惆怅。但少年时代是人生最富有朝气、心境最为欢乐的时代，那种或是拏云般的少年之志，或是充满着幸福憧憬的少年式的幻想，在人一生中只须稍一回首，总要使自己受到某种激发鼓舞。人生老大，深情地回首往昔，想重寻那一颗少年心，这里又不能说不带有某种少年情绪的余波和回漩，乃至对于老大之后，失去少年心境的不甘，不满。“回来吧，少年心！”词人茫然若失之际，在潜意识里似乎有这种呼唤。可以说，词人的情绪应该是既有感恨，又不无追求，尽管他知道这种追求是不会有着落的。
词的上片写春深雨后的环境气氛，切合人到中年后复杂的心境意绪，它令人赏心悦目，也容易惹起人感恨。换头“往事莫沉吟”，对于上片写景来说，宕出很远。而次句“身闲时序好”，又转过来承接了上片关于景物时序的描写，把对于往事的沉吟排遣开了。
“旧游无处不堪寻”，见出登临寻访，客观环境并没有惹人不愉快之处，但语中却带出“旧游”二字，再次落到“往事”上。“无寻处，唯有少年心”，“无寻处”，三字重叠，以承为转，并且大大加强了转折的力量。过去的人生轨迹虽然还能找到，但少年时代那种天真烂漫的活泼之心已无法找到，找得到的东西反而增添，找不到东西的怅惘之情，使读者也不免感慨万分。词就这样一次次地铺展开来，又一次次地收转回来，使诗词既有气势，又把作者通过写词表达的忠情逐步深化了。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