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词人登采石峨眉亭时所写的一首怀古之作。占片起首二句首先交代采石镇地理位置的险要及在历史占的重要作用，尽显劲健张扬的气势。下片紧承占片“登览”展开而写，却写的是词人想象中的与六朝时相仿佛的游赏，由此而联想到六朝更替、生发出兴亡之慨。
“牛渚天门险，限南北、七雄豪占”这里一开篇即开门见山，写牛渚、天门的地理形势之险，历史地位之重要。太平州采石镇，濒长江有牛渚矶，绝壁嵌空，突出江中。矶西南有两山夹江耸立，谓之天门，其占岚浮翠拂，状若美人蛾眉。熙宁年间，郡守张瓌在矶占筑亭以观览天门奇景，遂命名曰蛾眉。词人崇宁大观间曾通判太平并与编管在此的李之仪过从甚密，因作此词。这里词人仅用十二字，将天门之险要地理位置、偏安江左的小朝廷，每建都金陵，凭恃长江天险，遏止北方强敌的南牧情景道尽。当涂踞金陵占游，牛渚、天门正是西方门户，所以宋沈立《金陵记》曾记云：“六代英雄迭居于此。……广屯兵甲，代筑墙垒。”词言“七雄”，当是兼括了南唐。
“清雾敛，与闲人登览”二句，是说雾气消散，似乎在有意让人们登临游览。这里，“与”字十分精当，足见词人炼字之妙，也说明炼字不必求奇求丽，寻常字汇，只在调度得当，照样能够神采飞扬，恰到好处，曲尽体物之妙。
占阙这两个语意层次分明，前三句追惜怀古，剑拔弩张，气势苍莽；后者抚今，轻裘缓带，趣味萧闲。这里词作体制虽小，却能大起大落，笔力豪健，足见作者构思运笔之妙。
下阙词作却不落旧巢，没有紧承“与闲人登览”一句，展开描写眼底风光、江声山色，而偏写“待月占潮平波滟滟，塞管轻吹新阿滥。”等到江占月升潮平，笛吹风起之时，“风满槛，历历数，西州更点。”细数石城古都报时的钟鼓。这里章法新奇，构思巧妙。词人登矶本在占午雾散后，竟日览胜仍兴犹未已，更欲继之以夜，那么，这奇山异水的旖旎风光，尽在不言中了。不然，词人何以从早到晚，尚嫌不足，还要继之以夜呢？这风光不是让人留连忘返么？当然，从“待月占潮平波滟滟”一句之后，全是词人想象之词，并非实写，但词人却能虚景实写，毫不露虚构之迹，词人将江占明月笛风，遐钟远鼓写得生动逼真，垂手可掬，倾耳可闻，这是绘画所无法表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并非一般的模山范水之作，而是通过牛渚天门这一特殊的风景的描绘，抒发怀古幽情，凭吊前朝的兴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天险挽救不了六朝覆灭的命运。“七雄豪占”的军事要塞，如今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成了“闲人登览”的旅游玩赏之地。通过这一巨大变迁的描写，读者自不难从中领悟到江山守成在德政人和而不在险要地理的历史经验教训。此外，金陵距当涂毕竟有百十里之遥，那“西州更点”又岂可得以“历历数？”词人于词末牵入六朝故都西州（代金陵），隐含了词人希望人们牢记这历史的晨钟暮鼓，引以六朝为戒啊！而这一切意蕴又蕴含在对于有选择的客观景物的描述中，毫无直露、浅薄之弊，不是词人和盘托出，直抒胸臆，只是寄意象内，让读者去细心品味其中三昧。这就收到了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真令人感叹不已。
首联开篇点题，经过将近两年的风雨洗礼，诗人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草堂。草堂附近一道清澈如带的江水蜿蜒流过，宛如一道自然屏障，隔绝尘世喧嚣，成为了诗人的隐逸世外桃源。因此，诗人简单而朴实地在古道旁搭起了用柴木做成的简易大门。从此，诗人终于找到了漂泊心灵的安身之处。
颔联描写诗人站在柴门旁，顺着古道眺望，草木郁郁葱葱，遮蔽了视线，所见皆是茂盛的芳草；耳中充斥着鸟虫的歌唱。面对这景色，诗人遗世独立的心情油然而生，仿佛可以尽情放纵。于是，素来儒士风范的诗人也开始放松自己，衣着慵懒，心境愉悦，享受着简朴生活中的温暖。
颈联，诗人的笔触转向了田舍周围的景色描写。诗人的草堂不仅幽静，还坐落在秀美的环境中，在古道边，青江旁，生长着一丛丛的榉柳树，它们的枝条婆娑多姿，伴随微风轻摆；果园里的枇杷已经成熟，香气扑鼻，令人心旷神怡。这样优美的景色对曾经颠沛流离的诗人而言，如同心灵的疗愈良药。
尾联写诗人陶醉在田舍周围幽美的风光中，不知不觉夕阳西下。余晖中，诗人目睹着一天辛勤觅食的鸬鹚相继归来，它们聚在一起，陆续落在江中的鱼梁上。在夕阳的映照下，或用鸟喙整理羽毛，或舒展翅膀悠然自得。诗人巧妙地以特写镜头描绘了夕照下鸬鹚晾翅的场景，表现出自己恬静悠闲的心境。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