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多为思想家，从朱放的诗句里读者可以领悟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题竹林寺》中有着诗人对时间流逝，世事难料的伤怀。
竹林寺依旧有美丽的烟霞景观，但是岁月消磨人难免会有改变。美丽的依然美丽但欣赏的人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遗憾，而这遗憾是人力难以抗拒的。所以诗里用到了“促”这个字。因为这岁月的催促，诗人难以预料自己还有多少机会能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所以用到了“更”这个字。前后的呼应用在这里很恰当，既加深了感情的表达力度又使全诗有了整体的美感，很紧凑不拖沓。可以说此诗的最长处不是对竹林寺烟霞的描绘，而是这种对感情的描绘方法。所谓的文章前后的一致性，其实就是这种前后呼应的写作方法，这样编辑文字的好处就是主题明确，言简意赅。当然这是一种逻辑应用，要真正做到还需对素材很好的运用。绝对不是前面有几个词在文章最后依然用几个词就行的，《题竹林寺》可以说是一个范例，读者多琢磨一下就会体味了。
牧童的生活是游荡不定的，也是浪漫的。牧童既不免经风雨、涉艰险，又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和慈爱。这是一首牧童唱的歌。早上，牧童赶着牛沿着弯曲的江水去放牧；晚上，牧童归来时就要摸黑走过山村的沟谷。早出晚归的牧牛生活是辛苦的，诗中写到的“朝”“夜”两次“牧牛”，第一次是指“牧牛去”，第二次是指“牧牛归”。四个“牧牛”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歌谣节奏和韵味，同时表现了早晚放牧、日日放牧的辛勤劳动生活。“下江曲”和“度村谷”也表现了放牧生活的丰富多彩。
牧童总是在野外度过他的时光。在春天的漾漾细雨中，牧童披着蓑衣走过小树林；在牧童的芦笛声中，莎草一天天地绿起来。牧童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是他最相熟相知的朋友。顽皮活泼的牧童还把蓬蒿插在腰间当作箭，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连猛虎也不敢再来欺负小牛犊。
在诗中牧童生活不是一幅朦胧的牧牛景，而是处处显出诗人对放牧生活的深切体验。诗中所写的牧童的冷暖甘苦，也不是只从旁观察可得的，似乎诗人有过亲身体验。这样写景状物，描摹生活，才可以达到如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起首二句，袭用民歌的曲调，写了牧童早晚的行踪。质朴，淡雅，信手拈来，却象民间那种形神毕俏的剪影画。这是远景中的牧童身影；下面开始写近影：春雨如丝，无声地滋润大地。诗人仿佛是看到出林的牧童披起了蓑衣，才感觉到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一个“细”字，准确地抓了春雨的特征。下一句没有写人，写的是笛声。
“卧吹”二字，使人分明想见到仰卧在莎草中牧童天真，快乐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又使人体会到山谷中的清幽宁静。“莎草绿”照应了前面的“春雨细”，使人感到山村中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恬淡、清新和充满生机。最后二句，是牧童正面形象的特写。憨顽的放牛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模样，“不怕猛虎欺黄犊”更是一语点出山中牧童那种勇敢无畏的强俘性格。诗人用那生动的笔触，以一种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山中牧童图”。那清新、活泼，近乎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人民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如果不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较好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写出了牧童放牧生活和情趣。前四句侧重描写牧童放牧的辛勤，诗人运用时空的转换扩大诗歌的内蕴。后四句着重描写放牧时的情趣：春雨绵绵，牧童穿行于林中草地，稍有闲暇，便吹响悠扬的芦笛，一会又胡乱地在腰间插满野蒿，恰似利剑，显得英武洒脱，这样就再也不怕猛虎欺负牛犊了。这种奇思漫想，生动地表现了牧童幼稚、天真的精神面貌，令人忍俊不禁。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此词上片以倒装句式描绘暮春萧条的景色，抒写惜花惜春的情意，表达了作者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惆怅情怀；下片抒写暮春伤逝念远的幽怨，以暮春纷飞的杨花不肯飞入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表达了作者不亲权贵的品格。全词情景交融，清新婉丽，曲折多致，笔法精妙，堪称伤春词中的佳作。
古来伤春愁秋的诗词多得不可胜数。这类被人嚼烂了的题材，却是历代不乏佳篇，非但不使人感到老一套，相反，永远有新鲜之感。王安国这首《清平乐》就是这样的好词。
词题为《春晚》，顾名思义是写残春景象。“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作者一起笔就写由于“昨夜雨疏风骤”，南园已满地残红了。词人面对这万花凋谢的景象，自然不胜伤感。此时耳边传来了黄莺儿不停的啼唱，于是，他仿佛感觉到多情的莺儿也正为落花发愁，苦劝春天不要归去呢。“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好像词人叹息。写莺语的“费尽”，实是衬托出词人的失落感，因为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是自然规律与莺儿无关。妙词人赋予禽鸟以人的感情，不直说自己无计留春之苦，而是借莺儿之口吐露此情，手法新巧而又饶有韵味。
此词交叉地写听觉与视觉的感受，从音响与色彩两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残败的暮春图画。开头从听莺声写起，转而便诉诸视觉。一夜风雨过后，园花凋谢，残红败蕊，满地飘零，狼藉不堪。百花盛开时，灿烂本如宫锦，可惜此时给糟塌得不成样子了！“满地残红”自是残春时节的典型景色，比之美好宫锦之被污损，词人痛惜之情可见。
下面又从视觉转到听觉上来：正当词人目睹这如花似锦的春天匆匆消逝，心中无限惆怅之时，仿佛从远处传来歌女小怜之辈弹奏琵琶的声音，“弦弦掩抑声声思”，那弦弦声声正是惜春惜花之情。小怜，即北齐后主高纬宠幸的冯淑妃，因她“慧黠能弹琵琶”，后代诗人常用以借指歌女。此词中“小怜初上琵琶”，是从李驾《冯小怜》诗“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句化出。这琶琶之声哀婉动人，当此即将逝去的春宵，有多少闺中佳人长夜不眠，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飞越千里关山，追寻天涯游子。这里，作者抒写的是由春天的匆匆归去而引起的年华虚度之感，隐隐寄托着一种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悲慨。
最后，词人写到眼前触目皆是的杨花——这一暮春特有的风光：只见那如雪的飞花飘扬，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可始终不肯飞入那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
这首词表达了词人伤春、惜春、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情怀，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融情于景，写景中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与风骨，堪称一首出类拔萃的伤春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