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录的是鲁共公在梁王魏婴宴席上的一段祝酒辞,是诫言各诸侯王要警惕酒、味、色、乐的诱惑,否则将有亡国的危险。言直意重,表现了鲁共公卓越的政治见解。
文章的表达,主要运用了譬喻说理、排比言事的手法。全文以大禹疏仪狄而戒酒,齐桓公食美味而不醒,晋文公远南威而拒色,楚庄王不登强台而排乐为例,说明历代明主贤君都是拒酒、味、色、乐的引诱,而梁王兼有四者,足当警惕。理寓于故事中,以譬作喻,便于接受。排比句的运用,增强了气势和说服力。就内容而言,文章张扬的力戒酒、味、色、乐以强国兴邦的思想,不仅在两千多年前有益,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勿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始先概括叙述梁惠王与诸侯宴饮的情况。“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一句,言虽简而作用大,既交代了当时情况,又总领全篇,文章皆由此而生,这一句表明了梁王的主人地位,而与会诸侯都是弱小之邦。一“觞”字点出宴饮,而“范台”又是魏国之名台,聚美女歌吹娱乐之所在。在此梁惠王自满自得,恣意作乐的情形自然表露出来了,为下文作了铺垫交代。接着写“酒酣”梁王“请鲁君举觞”,即请鲁共公为与宴的诸侯们祝酒,更突出了梁惠王在这些诸侯中的身份和地位,并引出鲁君的祝酒之辞。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写鲁共公非同凡响的祝酒辞。鲁共公起身,离开座席祝酒,“避席”这一举动不同寻常,认真严肃可想而知。“择言”一词更显示出鲁共公不是一般地祝酒助兴,而是大有用意。鲁共公的祝酒辞分两层,第一层先以“昔者”领起对古代一些贤明君主对酒色淫逸要提高警惕看法的陈述。文章分别以大禹饮仪狄所造之酒,觉得异常醇美,而引起警觉,疏远了仪狄,再也不喝美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明戒酒对一国之君的重要意义。又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食易牙五味之调而感到舒适,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又以晋文公得美女南之威,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庄王有章华台之乐,醒悟后“盟强台而弗登”,告诫道“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说明国君要警惕嗜欲女色等。文章在这里将禹与著名的春秋五霸中有作为的国君拈出,写他们也曾经受到过美酒、佳肴、女色、高台陂池之乐的诱惑,但他们都是有理智又贤明的君主,都能很快有所觉悟,戒掉酒色娱乐给他们带来的坏毛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治国安邦,给后世提供了榜样。这层以古人为镜,写得文辞严整,文势贯通,方面俱全,又有层次感,同时又具有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的味道。
在第二层中,鲁共公极自然地将梁惠王与古代贤明君王对比,从以上四个相应的方面指出梁惠王奢侈淫靡俱全,已显露出亡国之兆,却还自恃强大,不知醒悟,点明其“择言”祝酒的深刻含义所在,突出文章的主旨。这段话也是分四方面排比写来,对照鲜明,劝讽之意自然显现其中,并在最后以“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告诫梁惠王,语言遒劲有力度,动人心魄,同时又自然得体,使梁惠王最终也不得不服服贴贴地“称善相属”。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结构严整,笔法简练,以祝酒辞的形式,却说出事关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劝讽有力,含义深刻。文章语言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前后对应,有繁有简,如此短章笔法之妙,不可言喻。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首四句写高山大海也会变化,人不论多么长寿,也会死。在亘古以来的时空中,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五至八句言借酒销愁。九至十二句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愤懑。诗人认为当世没有平原君那样的贤主,只好买丝绣成平原君的像,洒酒祭奠他。最后四句言人生易老,既然不遇明主,索性及时行乐吧。一个普通的意思,在李贺的笔下,竟有这么多奇思妙想。
诗题“浩歌”语本《楚辞·九歌·少司命》,即长歌、大声唱歌、纵情放歌之类。一般说来,写作这样的诗宜从叙事写景入手。但诗人不屑于蹈袭故常,偏从虚处落笔,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幻象纷呈,雄奇诡谲,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婉曲而又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诗人用豪放的笔触,雄奇的景象,抒发自己凄伤的情怀,真是既“佚荡”,又“宛转”,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惊世骇俗的英气,所谓“侠少年之度”,指的就是这种非凡的气度。
三、四两句,一写仙界,一写尘世。传说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彭祖和巫咸则是世间寿命最长的人。当王母的桃树开花千遍的时候,彭祖和巫咸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两相比照,见出生命的短促。长寿的彭祖和巫咸尚且不能久留人世,何况寻常之辈。这里有两个对比:一是把仙人与凡人相比,一是把凡人中的长寿者与普通人相比。前者见于字面,后者意在言外。这样层层比照、烘托,“人生几何”的命意更加显豁。
五至八句写春游时的情景,用的是反衬手法。先着力烘托春游的盛况。“青毛”句写马。马的毛色青白相同,构成钱形花纹的名叫“连钱骢”,是为名贵之马。骑在这样的马上,饱览四周的景色,真是惬意极了。初春的杨柳笼含淡淡的烟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柔美,那么逗人遐想。后来大家下马休憩,纵酒放歌,欢快之至。而当歌女手捧金杯前来殷勤劝酒的时候,诗人却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了。他想到春光易老,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将逝如流水。“神血未凝身问谁”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意绪。
接着诗歌又由抑转扬,借古讽今,指摘时弊,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丁都护”或者像王琦所说,实有其人,并且是这次郊游宴乐的参与者(见《李长吉歌诗汇解》);或者当时有“丁都护嗜酒”的传说,诗人借以表达劝戒之意。“不须浪饮丁都护”,既是劝人,也是戒己,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浪饮求醉,而应当面向现实,认识到世道沦落,英雄不受重用乃势所必然,不足为怪。诗人愈是这样自宽自慰,愤激之情就愈显得浓烈深沉。“世上”句中“无主”的“主”,影射人主,亦即当时的皇帝,以发泄对朝政的不满。“买丝”云云,与其说是敬慕和怀念平原君,毋宁说是抨击昏庸无道、埋没人才的当权者。表面写“爱”,实际写“恨”,恨自己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和抱负,以致虚掷了黄金般的青春年华。
结束四句的内容与前面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玉蟾蜍”是古代的一种漏壶。铜壶滴漏,声音幽细,用“咽”字来表现它,十分准确。另外,诗人感时伤遇,悲抑万端,这种内在的思想感情也借助“咽”字曲曲传出,更是传神。“此处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了“红颜易老”的无情规律。末二句急转直下,表示要及时行乐。“羞见秋眉换新绿”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辜负眼前这位侑酒歌女的深情厚意;二是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年华白白流逝。既然世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识才爱士的贤哲,就不必作建功立业的非非之想。面对歌女、美酒、宝马、娇春,就纵情开怀畅饮吧。一个年方二十的男儿,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不能这般局促偃蹇。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是从愤世嫉俗的感情派生出来的,是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悲愤控诉。
这首畅叙胸臆的诗篇,造语奇,造境也奇,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诗人骑马踏青,面对大好的春光,本应产生舒适欢畅的感受。但偏偏就在此时,一种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像云雾般在心头冉冉升起。这种把欢乐和哀怨、明丽和幽冷等等矛盾着的因素糅合起来的现象,在李贺的诗歌里是屡见不鲜的,它使诗歌更具有神奇的魅力。此诗在结构上完全摆脱了由物起兴、以事牵情的程式。它先写“兴”,写由景物引起的神奇幻象。接着写春游,色彩秾艳,气韵沉酣,与前面的幻觉境界迥然不同,但又是产生那种幻觉的物质基础。诗人故意颠倒它们的先后次序,造成悲抑的气氛和起落的形势。
后面从“神血”句起都是抒发身世之悲的笔墨。它们与开头相适应,有力地表达了悲愤的情怀。全诗活而不乱,粘而不滞,行文的回环曲折与感情的起落变化相适应,迷离浑化,达到了艺术上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