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环境氛围，暗示斗争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早晨飘飞的轻云到了傍晚就阴沉沉的了，在忧愁中的人全然不觉时间已进入了暮春。前句既是写的实际的天气，又是写的内心的感触：清的力量渐渐渗透已把天下遮掩。环境描写，有渲染气氛的作用。后句，点出一个“愁”字，流露郁懑和时光逝去的失落之情。
颔联用双关语对比地写眼前的现实。“有泪”，形容花上的露珠。作者用垂泪的“落花”比喻受打击的抗清志士，得意的“啼鸟”来比喻卖力为清廷帮腔的小人。这种写法我国古典诗词中常用，屈原就常用香花和臭草来比喻忠与奸。那“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卸，芳不得薄兮”就是这类构意的始祖了。这样的写法，能够表达作者鲜明的爱憎。
颈联感情强烈，饱含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徒”，“又”，将恢复理想成为空想的感伤，志士仁人白白消殒的沉痛，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的深沉幽愤，也有“万里悲风随邮塞，三年明月照思乡”的沉痛遗恨，慷慨悲壮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尾联流露出失望之情。“龙蛇”这里是借喻，代指志士。“龙蛇四海归无所”，指反清志士们因为大业难成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寒食年年怆客心”，指包抗自己在内的前明遗民志士在年年寒食节的时候都会产生悲怆之感。由此，表达了反清无望的幽愤。
这首词写一位南方少女偶尔遇到一位少年，一见钟情，巧妙地佯失双钗，暗约相会。摹写传神，感情纯朴。
前三句：“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记写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在越秀山上，越王台前，初春的一个傍晚，晴空万里，霞光映天，刺桐花（初春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南国风光。这明媚娇艳的景象，为情人相会点染出一幅绚丽的背景，烘托出欢快的气氛。据称：“宋元时代，回教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记入其旅行记载。”（《辞海》缩印本1842页），而李珣在百花丛中独举刺桐花，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东来的“回教”人即以此来标举自己葆有本民族的特质。
后三句描绘出了少女回眸属意的神态，遗物留情的举动，以及少女羞涩的心理和含情脉脉的情态。此后情形也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其中“遗双翠”包蕴了四层意思：少女“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遗双翠”表明心迹；少女虽然对少年“深属意”，但不知人家对自己是否也有意，所以才“遗双翠”发出试探；少男少女你有情我有意，但碍于游人众多，不便表白，所以才“遗双翠”期约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或者说，那“双翠”就是定情信物。
仅仅三十三字的一首小词，能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背景，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五代人词大都奇艳如古蔷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有以质胜者，愈质愈厚。”以此词而论，写艳情而无艳语，清新与质朴兼备，自然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纯用白描手法，写得自然流畅，空灵雅致。对于此词本色生动的语言，历来有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可以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媲美。与《花间集》崇尚艳丽的总体风格不同，开出了新境。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