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
李白到永王李璘幕府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可以一抒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成为像谢安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组诗里，诗人在歌颂永王东巡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
首章发端。言永王奉天子命，建节东巡，义师到处，呈现和平景象。
二章诗人自谓在国家大难当头时，希望像谢安一样从容镇静地破敌除患。这首诗艺术构思非常出色，欲抑故扬，跌宕有致。诗人于前二句极写叛军之多且凶，国灾民难之甚且危，目的却在衬托后二句作者的宏图大略。局势写得越严重，就愈见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一扫胡沙净”的雄心；气氛写得越紧张，就愈见其从容镇定地“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这种反衬性的蓄势之笔，增强了诗的力量。
三章写军容威武，声势浩大。军纪严明，有战胜征兆。从武昌至九江，再至三吴，一路东进，势如破竹。
四章想象、或者说希望永王璘进兵金陵，给金陵人民带来温暖和光明。首句言金陵形胜，自古为帝王之地。次句叙事，言永王兵到金陵。三四句，以昭阳殿、鳷鹊楼借指金陵，以春风象征温暖，以明月象征光明。
五章言社稷临危，君臣束手，唯有永王挥师东来。前两句撷取京师陷落后的一是一景，突出表现当时唐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局势，表达自己和广大人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对叛军所作所为的憎恶痛恨。后两句，诗人通过对比手法，抨击在叛军进攻面前，为保存实力，节节败退，听任东都沦于敌手的各路将领，高度赞扬永王远道而来，收复国土的英雄行为。
六章言丹阳地形险要，风景如画。永王军队驻屯长江两岸，一直延伸至海边。这些都是想象或鼓励之辞，实际上李璘的军事势力最东只到丹阳。
七章写永王麾下的威武的水师。上二句言水师广布，下二句言勇士威武。
八章写永王水师以长风破浪之势，动海倾山，如同晋代王濬楼船东下破吴。
九章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可能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为永王提供了一个有意争夺帝位的罪状。因此前人认为是伪作。
十章写永王奉天子之命，保卫疆土，涉及地域之广。入楚关，扫清江汉，从云梦到金陵。这是夸张之辞。实际李璘的军事势力未到金陵。
末章写诗人希望永王能赋予他军事指挥权，自信自己能像张良、诸葛亮或谢安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得反叛胡人心悦诚服，听从调遣，彻底肃清叛乱，然后向朝廷作出一个完美的交代。此诗运用浪漫的想象，象征的手法，塑造了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
诗人在组诗中表现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和对和平的向往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永王璘的政治走向不了解，是客观的，以他的身份和阅历，对此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组诗第二首及最后一首表现出他想作谢安、诸葛亮那样的儒将，运筹帷幄，从容应敌，决胜千里，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很多诗篇里都有表现。他一直希望能像范蠡一样功成不居，泛舟五湖；像鲁仲连那样功成不取，意轻千金。这些抱负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却成就了他豪迈的浪漫主义诗风和撼山动地、脍炙人口的诗篇。组诗中某些地方的夸张和想象不符合史实，一则是属于鼓励性质，一则是属于夸张手法，是符合文学创作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