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首句，“十年无梦得还家”,指抗元兵败的十年间从未还家。这里不说“未还家”，却说“无梦得还家”，简直连还家的梦也不曾有过，可见其决绝之情。另方面，古代前朝的遗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总是逃入深山以表示不臣服新朝政权。他的“无梦得还家”，正是表明前此十年之志：抗节隐居。这一句领起下文。决绝到连还家的梦也不曾有过，栖息山间也就怡然自得了。
“独立青峰野水涯”，“独立”使诗人的高大的形象屹立于天地之间，是诗人直冲云霄的气节，是诗人不可一世的风骨。“青峰野水涯”是眼前景, 奇峰挺秀，野水悠悠，是一幅绝妙的水墨画，但这又不是纯写武夷奇观，当年宋朝的河山，空旷,寂静，没有着落；独立于此，诗人的心情,有些悲怆孤独,有些若有所失。没有人烟,脚底的青峰是稀稀朗朗的春草，只知道一味的“缭乱逐春生”；不见渔舟,眼前只是烟波浩淼的野水，中间倾注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这巍然挺立的青峰，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的性格、形象的写照。
第三句一转，“天地寂寥山雨歇”， 天地寂寥，淅淅沥沥的春雨在这寂寥之中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住了，田野清旷，冻云黯淡，有青草的气息，有天地的空旷，有黄昏的寂寞。简直辨不清是真在写沉寂的山中气象，还是在叹息人间的万马齐喑。
末句“几生修得到梅花” ？梅花向来被人们赋予了高洁坚贞的品质，如王安石写寒士的《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陆游写高士的梅：“零落成尘碾做泥，只有香如故”；还有苏轼写的梅：“不知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梅花在数九隆冬这样最寒冷的日子里开放，百花之中，一枝独秀。到次年春来草长，在群芳之中，依然默默无语，卓尔不群。人要几生几世才能修得到梅花这样的境界啊！诗人忽然提到独立世外，傲霜吐艳的山中梅花，并深致仰慕之情，无疑他要以梅格自期。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自置于青峰野水之间，以梅花品格相期许。诗风自然朴素不加雕饰，清旷之中已带着几分苍凉沉郁，诗人对故国的思念，对人生的思考，深远绵长,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