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冶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幽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她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此诗的前四句以海水作比，形容相思情深。后四句写弹琴高楼，在清冷的月光下，孤独与寂寞倍增，在《相思曲》的凄凉旋律中，情肠与琴弦一起断绝。全诗深得民歌言语直白的妙处，意境高远。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和颔联“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是虚写，是泛写。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相思之深。这里诗人用的是比喻手法，既得体又恰当。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这两句诗与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意相同，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先极写海水深，后以自己之情相比，从而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对情人之深情，又反衬出两人的爱情至深。只是李白诗写友情，而李冶诗写爱情。
颈联“携琴水高楼，楼虚月华满”和尾联“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是实写，是具体写人。紧接水联，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水弹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更令人感到凄冷。因此当弹奏一曲相思曲时，未终而弦、肠并断。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