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的民谣。
起首两句“承乐世”，“游四郭”，写董卓生於承平安乐的时代，由此他能够飞黄腾达，悠游四郭，而无所顾忌。暗指董卓拥有重兵，所以没有顾忌。接下去“蒙天恩”，“带金紫”两句，指董卓由于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与信任，所以能够佩带金印紫绶、富贵显达。下面两句“行谢恩”、“整车骑”，主要写董卓曾以罪被免职，但是皇帝很快赦免了他，并授予他前将军，并州牧，又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车马成群结队，显赫一世，耀武扬威。同时也蕴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时，车马浩浩荡荡的意思。前六句是此诗的第一层，主要写董卓的发迹和显赫，也含有对汉桓帝、灵帝、献帝信任奸佞董卓的讽刺与揭露。
诗的后七句为第二层。“垂欲发”，“与中辞”，写董卓由于被袁绍、孙坚讨伐，决定迁都长安，抛弃了东汉都城洛阳。以下五句“出西门"、“瞻宫殿"、“望京城"、“日夜绝’’、“心摧伤”则主要写洛阳人民被董卓虏掠往长安的忧苦心情。《后汉书·董卓列传》载：“于是尽徒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连圭苑中，恶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这一层说京城百姓即将辞别洛阳，被驱赶到长安去，心思沉重。出了西门，回望洛阳的官殿城苑，已经废毁不堪，到处残垣断壁，墙颓宫倾，人烟尽绝，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人们没日没夜被驱赶着行路，心里极度的悲伤。最后一句“心摧伤”，如按照《汉书·五行志》所说，似乎应指人们对董卓终被灭族下场的悲伤，其实不然。因为“董恩歌”主要是讽刺董卓从洛阳恩到长安这件事的，且董卓活着时，就因发现了这首歌谣而被牵连受害的有千数人，董卓还曾将“董恩”二字改为“董安”，说明董卓在世时，此歌已广泛流传。且京都人们对董卓早已深恶痛绝，对他的死自是拍手称快的，绝不会感到悲伤。所以这是从洛阳被迁到长安的人们，在路上遭受驱赶和抢掠、颠沛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怆哀歌。
这是一篇寿词，词人始终对寿星的家庭荣耀进行夸赞，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寿星主人充满了敬意，特别是对寿星有两个好儿子好生羡慕。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写寿星本人，手法采用顺序结构写作，白描手法直接来讲述寿星本人及其家庭。其中“叶阶蓂初秀”说明了寿星出生在初六日。接着就说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在家庭里就像冬日的阳光和标志着春天来临的星斗，被视为掌上明珠。再接赞美“南昌”长得美而贤惠，嫁了一个难得的好丈夫。到如今，儿孙满堂，且都是锦衣还乡的高官显宦。
词的下半阕就是采用大量的用典手法来写寿星的两个儿子。夸其人不如夸其子，作者深谐此道。大量贴切的典故赞誉寿星的两个儿子。如“棠棣连阴”、“虎符熊轼”、“夹河分守”、“青云咫尺”。不管是那个母亲听了别人这样赞自己的儿子肯定心花怒放。
因为是应酬寿词，无非是善颂善祷，应世随俗而已，所以难得有佳句，因此有人以此来说明此词不是李清照所作。其实词中赞美颂词写的委婉含蓄，比喻贴切，用典自然，表现了作者较高的语言修养，也是贺寿词中的佳品。徐培均也是以此来说明此词风格为什么与李清照的一贯风格不符，实为体裁所限。
《满江红》这个词牌，原调用仄韵，多以柳永格为准，但有融字的麻烦。所以白石为求协律而改仄为平。白石是南宋著名的大音乐家和大词人，妙解音律，对景填词，既能依旧调填词，又能自创新调，还能变旧调为新声。此词即是一首变仄为平的变调。仄韵《满江红》多押入声字，声情激越豪壮；然而此词改为平韵，声情顿变，读之只觉从容和缓，婉约清空，宜其被巢湖一带的善男信女用作迎送神曲而歌唱了。
词中塑造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巢湖仙姥形象。她没有男性神仙常有的那种凛凛威严，而是带有雍容华贵的姿态，神定气闲的风范。她能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保境安民，镇守一方，成为词人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也间接表达了词人对那些居高官，领厚禄而只知纸醉金迷，不管国忧民难的男人的讽刺和鞭挞。传统神话中常常记载着我国的名山大川由女神来主宰。如昆仑山的西王母、巫山的瑶姬、洛水的宓妃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山川女神，大抵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巢湖仙姥当是山川女神群像中的一位。
词的上片是词人从巢湖上的自然风光幻想出仙姥来时的神奇境界显得波谲云诡，恍惚迷离。它分三层写：先是湖面风来，绿波千顷，前山乱云滚滚，从云中似乎隐隐可见无数旌旗，这就把仙姥出行的气势作了尽情的渲染，显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特别是“旌旗共、乱云俱下”一句更为精采：一面是乱云翻滚，一面是旌旗乱舞，对比何其鲜明景象何其壮丽！从句法来讲，颇似王勃《滕王阁赋》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而各极其妙。这是一层。接着写仙姥前有群龙护驾，后有诸娣相随，甚至连群龙的金轭、诸娣的玉冠也熠熠生辉。至于仙姥本身的形象，词人虽未着一字，然而从华贵的侍御的烘托中，已令人想见她的仪态和风范。这是烘云托月之法，妙在从虚处着笔。这些当然是出于词人的想象，但也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原词在“相从诸娣玉为冠”句下有自注云：“庙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此为第二层。最后荡开一笔，意境骤转写夜深风定，湖面波平如镜，偶尔画外传来清脆的丁当声，仿佛是仙姥乘风归去时的环佩余音。在《疏影》一词中，词人曾写王昭君云：“想佩环、月夜归来……”两处都是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环佩空归月夜魂”诗句。这三句意境清幽空灵，与前面所描绘的气象万千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善于跳离前境，翻出新境，富有曲折变化、摇曳多姿之美，是白石词的妙处。此云湖上悄然无人，惟闻佩环，境界杳冥，启人暇思。此为第三层。通过这三层描写，巢湖仙姥的形象几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
下片进一步从威力与功勋方面描写仙姥的神奇。
过片处先以两个短语提挈，振起后片境界。然后以实笔叙写仙姥指挥若定的神奇才能，她不仅奠定了淮右，保障了江南，还派遣雷公、电母、六丁玉女（案《云笈七籖》云：“六丁者，谓阴神玉女也。”），去镇守濡须口及其附近的东关。这就把仙姥的神奇才能夸张到极度，俨然就是一位坐镇边关威震敌胆的统帅。紧接着词人又联想起历史上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对垒的故事，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为什么英雄人物中竟没有一个真正的好手，结果却只能靠一篙春水把北来的曹瞒逼走？这曹瞒当然不是实指历史上的曹操，英雄好手也不会是指历史上的孙权本人。词人一方面是出于想象，把历史故事牵移到仙姥的身上，以歌颂其才能之神奇，如同小序结尾所云：“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归其功于姥云。”另一方面也是借历史事迹表现他对现实的愤慨，因为当时距宋金的隆兴和议将近三十年，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也正是依靠江淮的水域来阻止金兵的南下的。这两句以古讽今，寄兴深微，而又浑融贴切，不露痕迹，无限感慨，都在虚处。
结句含蓄委婉，生活中没有一个真正顶用的英雄人物，真正能够以“一篙春水”迫使敌人不敢南犯的却是“小红楼、帘影间”的仙姥。以仙姥的神功盖世而不居功自傲，反刺那些苟且偷安而又善于邀功请赏的无耻男人。“小红楼、帘影间”的幽静气氛，跟上片“旌旗共、乱云俱下”的壮阔场景，以及下片的“奠淮右，阻江南”的雄奇气象，构成了截然不同境界。然正因为一个“小红楼、帘影间”的人物，却能指挥若定，驱走强敌，这就更显出她的神奇才能。这种突然变换笔调的方法，特别能够加深读者的印象，强化作品的主题，并使行文显得摇曳多姿，富有曲折变化之美。姜夔曾在《诗说》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说：“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此词结句，正是反终篇之意而又能出人意表的一个显例，因此能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此诗前两句描绘出一幅诗人百无聊赖、岁晚迟暮的心境，直逼出“寂寞”二字，为开启后文相思之意作铺垫。颔联是写七兄的寂寞无聊，诗人由自己的寂寞，推及到七兄，表现了对七兄的体贴和关怀。颈联想象七兄出使路上的情景：水陆兼程，日夜赶路，凄寒孤独。思虑七兄，慰问舟车之苦，正体现了诗人对七兄的深情。尾联借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之典，写出了对七兄的叮嘱，表现了对七兄的无限关切之情，语淡而情深。这首诗作法不同于五律通常之例。它自不经意写来，初似散缓，中幅以后，忽入佳境，有愁思之意，而无危苦之词；至曲终奏雅，韵味无穷，堪称律诗中别具风格的妙品。
律诗起句尤难，“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但作者却只从眼前心境说起，淡到几乎漫不经意：“无事乌程县，蹉跎岁月余。”既非兴比，又非引事，甚至未点题，更谈不上“突兀高远”，发唱惊挺了。但“无事”加之“蹉跎”，自能写出百无聊赖的心境，“岁月余”三字除写时令（岁晚），还兼带些迟暮之感。两句直逼出“寂寞”二字，对开启后文相思之意，也算得是很好的导入。
颔联点出“寂寞”，却又不是在说自家了。“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不道自家寂寞清苦，反从七兄方面作想，为他的寂寞而耽忧，是何等体贴，何等多情呢。其实，自己的寂寞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里写法又是推己及人，情味隽永。对于前一联，承接自然，同时仍是漫不经意，连对仗都不讲求，可谓不事雕琢，“不求深远”。诗写至此，很象一篇五古的开头，其徐缓的节奏，固然有助于渲染寂寞无聊的气氛，以传相思深情。但对律诗来说，毕竟篇幅及半，进一步发展诗情的余地不多。
颈联一出，上述担心似乎是完全不必要的。高仲武赞云：“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这两句想象七兄行程，上句写水程，水“远”舟“浮”，亦即“孤帆远影碧空尽”也，当是作者回忆或想象中目送七兄征帆的情景。汉代曾以“蓬莱”（神山，传说仙府秘籍多藏于此）譬“芸阁”，故此称七兄所乘舟为“仙棹”，这样写来，景中又含一层向往之情。下句写陆程，写“星”曰“寒”，则兼有披星戴月、旅途苦辛等意；“使车”惟“寒星”相伴，更形其寂寞，惹人思念。以“寒星”、“远水”来概述旅途风光，写景简淡而意象高远。由于前四句全是情语，难免会有空疏之感，此联则入景，恰好补救。其对仗天然工致，既能与前文协调，又能以格律相约制，使全篇给人散而不散的感觉。所以二句之妙，又不止境佳而已。
从乌程出发，沿江溯行，须经过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雷池一称大雷。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秋，诗人鲍照受临川王征召，由建业赴江州途经此地，写下了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照妹鲍令晖是女诗人，兄妹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所以他特将旅途所经所见山川风物精心描绘给她，兼有告慰远思之意。
此诗结尾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个典故，而使诗意大大丰富。“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由于这样的“提示”，便使读者从蹉跎岁余、远水仙棹、寒星使车的吟咏联想到那名篇中关于岁暮旅途的描写：“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登大雷岸与妹书》）从而，更能具体深切地体会到“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的淡语中，原来包含深厚的骨肉关切之情。女诗人以令晖自况，借大雷岸作书事，寄兄妹相思之情，用典既精切又自然。
“莫忘寄书”的告语，形出己之不能忘情；盼寄书言“几行”，意重而言轻。凡此种种，都使这个结尾既富于含蕴，又保持开篇就有的不刻意求深、“于有意无意得之”的风韵。
这首诗作法不同于五律通常之例。它自不经意写来，初似散缓，中幅以后，忽入佳境，有愁思之意，而无危苦之词；至曲终奏雅，韵味无穷，堪称律诗中别具风格的妙品。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