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曲是思归之作，反映了作者人到晚年思归之迫切。首两句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现状，言浅意深，颇有反躬自省之味。作者用平淡的语调，省净的笔墨，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看似寻常，却饱含人世沧桑。这里用“燕月歌声”对“吴霜鬓影”，一面是繁华的往事，一面是已然衰老的自己，既有对美好过去的感怀，又有对未来人生的担忧和惆怅。此二句已经有了“不如归去”的意思。后两句则将作者想辞官还乡的心意挑明。这两句写的是眼前西，化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故事，抒发自己厌官思归的情怀。这支小令是有感而作，抒发情怀，所以寥寥数语，就表现出真挚动人的情感。
第二支小令表达对人生无常，好西难久的生命感受，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同时含有规劝世人不要贪恋功名之意。
第三支曲是送别之作。开头两句用江边苍茫的西色，衬托与友人离别的凄怆心情。后两句是写送行人唱曲的心意，行人远行本来就心情低沉，送行人再反复高唱“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会更增加友人的离愁，出于关心友人的情绪，所以送行人有意识地“《阳关》旧曲低低唱”，以免行人闻声欲断肠。这支小曲写得有西有情，表现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这首曲描写了一个送别的场面。长江畔，翠柳含烟，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莽苍；初春季节，微风拂起，江水波光粼粼，似乎带有一丝寒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行者与友人分别了。一切的“珍重”、“再见”都已经道过了，只听得那令人断肠的《阳关》旧曲在低低吟唱，因为害怕远行者听到后会更加感伤。这首曲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写法上，特别是在场面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李白选取的场西是友人乘船离去，孤帆远影，碧空无际，长江尽头，天水相连，人们彷佛看到诗人还站在岸边，痴情地望着远方。作者的小令，却选取了友人的船只欲去未去之际，杨柳依依，波光漾漾，离歌送行，话短情长。就感情的表达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李白重在抒发送行者的感受，虽有离别的怅惘，笔调却显得轻快活泼。作者的小令则善于体会行者的心情，特别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两句，对友人的一片深情表现得极为细腻体贴。其实，“断肠”者岂止行人，送行者此时亦柔肠百结，胸中充溢着离别的哀伤。曲词语言浅白，笔调舒缓，情感沉郁，亲切自然。
最后一支小令是因白居易《琵琶行》而起兴，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种惆怅之情。“十年书剑长吁”，十年，言其多年，与“十年燕月歌声”之十年相类。“书剑”，代指文人的游宦生涯；“长吁”，即长叹，指多年的为官生涯真令人感叹。“一曲琵琶暗许”，暗许，暗中许诺，心灵达到默契境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在白居易的诗里，琵琶女的身世引起了诗人的自省、共鸣，到了元代，故事发展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除了遭遇相类的同情，还有心灵震颤的爱情，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就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经历敷演成由恋爱到结婚的喜剧。姚燧这里的“暗许”，已是后人从《琵琶行》生发出的意义。然而，姚燧是否在自己的情爱生涯中亦有一段隐恨呢？今天已不得而知了。或许，它只是作者在这里因地而点缀，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对古人仕途蹭蹬所作的感慨，亦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绪。“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这两句很象姚燧自叙，他很可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乘船离开九江，与友人分别后，最怕在木兰舟中听那淅淅沥沥的夜雨声。姚燧拜官江西，史书并未说是贬官，但此时他已为耆旧之人，加之又作外官，常常思归故里，这样，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时的烦闷，恰恰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姚燧的这首小令，是通过描写白居易的故事，抒发自己羁旅行役中的忧闷。回头再看首句：“十年书剑长吁”，即是感叹白居易的经历，似乎又是对自己忙忙碌碌于仕途的感慨了。这支曲写得比较含蓄深折，作者以衬托的手法关合自身，咏古抒怀，情韵绵邈，委婉深沉。姚燧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并不多，然而大都舂容闲雅，江河脱俗，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查慎行的这首七言律诗，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寓意率真、自然流畅，无引经据典，读来倍感亲切；采取以景入诗，借景寓情的手法，对眼前所见景物信手拈来，无不称妙；本诗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中有画，画里藏诗；中二联对仗工整，又自然流畅，毫无雕琢之感，更是令人拍案称奇！
题目“湘东驿遵陆至芦溪”，说的是仲春时分，诗人自“湘东驿”的“黄花渡”下船后经陆路到达芦溪后所看到的景象。“遵陆”，指沿着陆路，走陆路。“驿”，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的人和过往官员中途换马或歇宿的地方；“湘东驿”，即是湘东（今湘东区，距萍乡城约40里）的“黄花渡”。芦溪，清朝时的一个镇子，位于萍乡东部。现为芦溪县；从题目上来看，诗人开门见山地就把此次要写的范围锁定在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上的见闻。诗人为什么要锁定写这一路上的见闻？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高的兴致？具体要表达什么？他又要向世人与后人传递着什么信息呢？这不由得使我对他这首诗后面的内容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
首联“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萍乡，当时称萍乡县（即现在的江西省萍乡市）。开头两句平白如话，衔接自然，因为从湘东到萍乡不是他要写的重点，所以就一笔带过，手法娴熟，真是叶落无痕，风过无声！此句大意是：“我从黄花渡登岸后直接就踏上了去芦溪的路程，过了萍乡之后，路面渐渐低平”。这里要说明的是，萍乡是在湘东与芦溪之间，地势略高于两地，萍乡的水的流向在我们当地叫“两边倒”，一边水往西经湘东流入湘江，另一边的水往东经芦溪流入赣江。正好是一东一西，故称“两边倒”。同一时代的萍乡知县胥绳武也有竹枝词为证：“东去江西写官板，西下湘东装倒划。中五十里船不到，满路桐油兼苎麻”，“中五十里船不到”，说的就是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没得船坐，只有步行。因此就有初白先生的“行过萍乡路渐低”和胥绳武的“中五十里船不到”就相互印证。
颌联“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这是诗人所见到的最富有生机的景状之一。他边走边听边看：“村子错落有致，时不时听到有鸡鸣狗叫声传入耳中，是那么的熟悉；河岸上绿草绒绒，看到的是出生不久的小鹅和小渐在河两岸悠闲觅食，又是如此的恬静”。这两句反映的是康熙年间人民历经战乱后②生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日渐繁荣的实情。更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风景画。
“吠犬鸣鸡”侧耳听，“乳鹅新渐”细一看，通过不同的感官，感受到一派祥和平静、清鲜的生活气息。后一句从新生命的勃勃生机中暗示着一个历经战乱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的社会的来到，
从“乳鹅新渐”可以看出诗人对江南水乡的欣赏与赞美。作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又博览群书的查慎行来说，对于国家的现况他是知道的，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他也是了解的。一个“乳”字和“新”字就足已表达了他对战乱后的社会重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也才有了诗人面对这江南美好风光，借物寓情，赋诗吟唱的这份闲情逸致。
“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缫，煮茧抽丝，这里的丝缫比作春雨，说春雨下得像蚕丝那样银丝缕缕、绵绵不断。上联写的是动物，犬与鸡，鹅与渐；此联写的是自然现象和植物。进一步展现江南水乡的特点。“春雨密密细细而下，宛如缕缕银丝在你眼前飘动，给人以清凉和舒适的感受。一场春雨过后，水田里的水也蓄满了，禾苗长势喜人，禾苗的高度几乎与水面平齐，青绿的秧苗齐整整地就好像是谁用剪刀修剪过一样，清亮悦目。”。雨如丝缫，秧如刀剪，这两个比喻煞是贴切。原来是这里的优雅、迷人的景致引发了诗人的浓厚兴致，我不得不赞叹诗人对身边事物观察的细心程度，又心悦诚服的感叹诗人表达事物的精确到位。
“犹与湖南风土似，春深无处不耕犁”，湖南，紧临湘东，在萍乡的西部。萍乡与湖南均属楚地，风俗极为接近。全诗前三联都是写景，唯尾联才得出结论，指出此处的风俗习惯、气候与湖南近似。即使是现在，湖南人都还在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所感：谷雨过后，处处桃红柳绿，犁铧翻土的农耕景象。牛在画中走，人在画里游，把江南水乡的农耕景象勾勒得栩栩如生，诗中没说一个牛字，也没点一个人字，但读来就是牛耕在田、人声鼎沸热闹场景，好一幅如诗如梦的江南春耕图！果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感同身受，过目难忘。叫人不得不赞叹初白先生的高超手法。
古代诗人经常游览山水、写景言志，写景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一般来说，写景诗往往塑造形象，或者勾勒意境，或者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或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查慎行在这首诗里用的是白描手法，诗的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两联堪称妙对。同时还传递着诗人的情感，他希望看到的而恰恰又正好被他看到的画面，为了表达这种激动的情感，诗人就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
清朝初期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难怪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梅村（吴伟业）③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④、放翁⑤后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