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对屈原的思想和品格十分敬仰，在长期的贬黜生活中，他以屈原为楷模，决心追随前烈。由于相同的经历，屈原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强烈共鸣。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作品常常提到屈原，并善于化用屈赋的词语、典故。《南中荣橘柚》这首诗就借用了《橘颂》里的典故，表示自己与屈原一样赞赏并保持橘树那种“受命不迁”的坚定品格，抒发了被贬永州的感慨。
诗的前面四句对橘柚进行热情赞颂。“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开头两句化用屈原《橘颂》里的诗句：“后皇嘉树，桔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柚生长在南方，就适应了这里的水土，不能迁移，像是接受上天的使命；它们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三四句从上面两句对橘柚内质的赞美转到对外形的描绘。果实成熟的季节，金黄的橘子在密密的树叶里显露出来，红绿相映，色彩斑烂，特别耀眼。橘柚四季长青，郁郁葱葱，不怕严寒，经冬不衰，到一年将尽的时候还散发出香味。“晚岁有馀芳”句与张九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意思相同。
橘柚受命江南，不可北移，可作者受命之地本在北方。诗的后面四句，由橘柚的“受命不迁”引发自己被迫南来的感慨。“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由于地理的原因，长江南北气候不同，风俗有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现象只有北方的故乡才有。柳宗元出生并长期生活在长安，那里本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是自己踏上人生道路，实现济世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也像橘柚一样，具有受命不迁的品性，可自己却不能像橘柚那样生活在原来的出生之地，而被贬谪至“风俗绝不相同”的南蛮之地。“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在思归不能，万般无耐之中，只能手攀橘柚枝条凝望长江边的熊耳山和湘山发出声声叹息。故乡只可望而不可及，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一种长久积郁心中的不平和怨愤。
此赋以时间为序展开，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然后铺叙鹤美妙的舞姿，最后写鹤不能自由的悲哀。全赋语言灵活多变，情节跌宕起伏，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作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
此赋据其情节发展可分为三层。从开头到“心惆惕而哀离”为第一层，这层写仙鹤禀赋高贵、美丽，却不幸为人所捕缚，而无限悲哀。从“于是穷阴杀节”到“不可谈悉”为第二层。这层首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作者这样安排，一是衬托鹤舞的优美，二是说明鹤的悲哀，仙界是那样幽美，人间却如此凄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鹤不禁伤悲。在岁暮萧瑟的背景上，作者笔锋一转，开始精心描绘仙鹤变幻迷离、美妙无比的舞姿：动则“惊身蓬集，矫翅雪飞”、“将兴中止，若往而归”、“奔机逗节，角睐分形。长扬缓骛，并翼连声”；静则“烟交雾凝，若无毛质”。这优美的舞姿，就像一缕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冷瑟的人间；恰似一股涓涓的清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令人陶醉，令人飘然。仙鹤正因此而受尊宠，然而它满心“哀离”之情。所以最一层紧扣中心，写到：“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惕而惊思”。尽管人们在赞美它，惊服它，“燕姬色沮，巴童心耻”，一切舞乐都不能与它比拟。它可以乘大夫之车，可以使所有的人倾倒。但这种尊宠并不是它的目的。它需要的是能够骋志翱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因而，越是备受尊宠，为人所养，它越感到悲哀。最后，作者用两句韵味深长的话为仙鹤唱了挽歌：“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唱出了仙鹤，也是作者无限的惆怅。
在艺术方面，此赋也有其突出特色。
首先，此赋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根据神话传说，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造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如写仙鹤的姿质清丽及其信步天庭，自由翱翔的生活，无不充满神奇的幻想：它生活帝乡，游于日域，戏于芝田，饮于瑶池；它有圆润的歌喉，洪姱的修趾，雪白的羽毛；目含丹星，顶凝烟华。这一切并非作者亲见，亦非现实中真有，而是根据传说进行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的。这种想象给鹤染上了一种神秘的、不同凡响的色彩，使之高雅、美丽、动人。又如写仙鹤的舞姿，作者将历史上所有舞蹈的优美动作集于仙鹤一身，精心地描绘，创造出一种恍若仙界、缥缈迷离的意境，从而突出了仙鹤的形象。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使读者受到了强烈的感染。
其次，此赋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寓意深刻。开头先写了自由、美丽的仙界，接着突而转到人间，却值冬季岁寒， “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这是情节的第一次剧变，这一变化使天上、人间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衬托出仙鹤的悲哀，且影射了现实的无比黑暗。写仙鹤的舞姿，是那样优美动人，可接着转到其心情描写，却是“仰天居而崇绝，更惆惕而惊思”。这又是一次令人未暇预及的波折，这波折是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仙鹤见羁思乡之哀愁，也是作者的无限哀愁。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此赋的语言灵活多变，前后用六字句，中间鹤舞一节用四字句，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的语言突出中心的同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