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三段：
头八句“我家江水初发源”至“江南江北青山多”，写登高远眺，触景生情，勾起乡思，中间八句“羁愁畏晚寻归楫”至“飞焰照山栖鸟惊”，描绘傍晚和夜间江上的景色，末六句“怅然归卧心莫识”至“有田不归如江水”，阐发辞官归田的意愿。这三段分别写游金山寺的所思、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思念，对于仕途奔波的厌倦和立意辞官归隐的决心。
该诗以“江水”贯穿首尾作为线索，“乡思”是极力渲染的内容。诗人笔势矫健，全篇舒展自如，写景咏怀，融为一体，波澜浩大，才情横溢。
先看头二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这一开头充满了磅礴气势。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眉山，古书称长江之水发源于四川岷山。苏轼对源于家乡，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江水感到非常亲切，并且引以为自豪。在古代，“江”指长江，“河”指黄河。所以诗中的“江水”，说的就是长江水，不同于今天的泛称“江水”。一个人失意的时候，心情忧郁的时候，最容易想家。“亲眷眷而怀归兮”，苏轼也是如此。所以当他登高远眺的时候，他的目光一接触到浩荡东流的江水，就会设想逆流而上直到大江的源头，设想天际遥远的可爱家乡，也同时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当他在嘉佑元年（1056年）与父亲、弟弟一起出四川，过秦汉之故都，纵观嵩、华、终南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那时他丰华正茂，意志昂扬。到京都后他得到了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位居进士乙科第二名，更是踌躇满志，可以说前程如花似锦，然而后来的仕宦生涯却不顺心，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肯与世俗相附炎，而屡遭挫折。他面对眼前波涛起伏的江水，不由得想到自己在宦海中的沉浮。漫长的岁月，竟然把他从江水发源的故乡引到了江水入海的地方，这简直难以思忆。,他感叹自己仕宦不归，就像江水入海不回一样。“宦”，作官。“宦游”，因作官而游历四方。苏轼一反李白“江水送人”的写法，而说“宦游直送江入海”，变成了“人送江水”。笔调新奇，耐人寻味。江水不平，波浪迭起，这正是诗人经历的形象写照。诗人已送走了多少充满风浪的日子，送走了心中多少不平和感慨，而未来就不知如何了。
接下来“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四句，以丰富的想象描述登临所见的壮丽景色。“闻道”说明是听来的，这样“潮头一丈高”乃是作者意念中的形象。枚乘在“七发”中有这样的描写“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而这里，苏轼以“一丈高”画出江浪排空的奇景，巍巍壮观，给人留下了更加鲜明的印象。由于天冷水涸，往时汹涌的潮头如今已经销声，但却并未匿迹，即“沙痕在”。苏轼游金山寺时，已是十一月初，季节入冬，故曰“天寒”。“天寒尚有沙痕在”，尽管时令变迁，可是巨浪卷起的沙痕依然历历可见。这两句是前虚后实，极写江水之气势。妙在从沙痕引起联想，感叹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变化。正是由于诗人驰骋笔墨，不局限于眼前之所见，因而诗中景象扩大，意境雄奇。“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两句，跟前两句倒一下，是前实后虚。作者谈到山水名盛，意在增强诗篇的艺术感染力。“石盘陀”是堆垛在一起的巨大石头，只有在江面上才能看到的奇景。它又引起了作者“古来出没随涛波”的遐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这一堆堆的巨石，水涨而“没”，水落而“出”，依然故我，岂不是历史的见证。诗人心潮起伏，想到自己的仕宦生涯，就像潮涨潮落那样浮沉不定。那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那巍然不动的“石盘陀”正是象征着历尽磨难的诗人不愿顺乎上下而变其操守、变其品德一样。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里鲜明展现了诗人登上金山之巅，向远处家乡深情眺望的生动画面。“试”字见作者思乡心切，明知故土远在天边难以望及，却偏要一“试”。这种执着的想念，是作者厌倦仕宦生活的表现。他满腹的愁怨与不平，希望在登高时泄发，在怀归中忘却。正如王粲《登楼赋》中所写：“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一样，苏轼的远眺，只能是愁上加愁。“江南江北”一句写青山密布，并非泛言景色之美，而是哀叹望乡不见。青山挡住了诗人的视线，“山多”即愁多，苦多也。与《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的描写十分相似。到这里作者的情感得到了有力地抒发。以上八句写的是白天所见的景象，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诗人在所思上极费琢磨，下了功夫。
“羁愁畏晚寻归楫”开始，转入暮景和夜景的刻画，更为奇丽壮观。“羁愁”乃羁旅之愁。作者心怀乡国，到了傍晚旅愁更深，思念更苦。“畏晚”二字传神地表露出诗人的心理，这种心理颇具普遍性。在苏轼之前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不是发出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秋浩渺的慨叹。在苏轼之后，元代马致远的《秋思》道出了飘泊者无尽的愁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见“畏晚”的心情是羁旅之人常有的，只不过对失意的人来说，“畏”更厉害，“愁”更深罢了。“归楫”指归舟，这是一种借代的手法，用个别借代整体，“楫”是船桨，以之指代船。作者“寻归楫”未成，因为“山僧苦留看落日”。一个“苦”道出了宝觉、圆通二僧的情意，也预示着落日的景象一定十分迷人。果然，江中落日景色美不胜收，诗人用“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这一联对偶刻意描摹。看，微风轻拂，辽阔的江面上泛起了细密的波纹，片片晚霞，在半空中燃烧，那鱼尾般的颜色，火红而艳丽。诗人对风景的观察极为细致，而表达又是那样的生动贴切，上下对仗十分工整，语言锤炼很好。因为“风微”所以水波才像“靴纹”那样细微，而“霞”是断成一片一片的，就像层层叠叠的鱼尾麟，从中放出鲜红的颜色。波之美在水中，是近景；霞之美在天上，是远景，上下相映，水天交融，这是一幅迷人的色彩绚丽图画。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这是入夜以后不同时间的两种景色：一是新月高挂，洒下淡淡的光辉；—是二更时分，月亮消失，一片漆黑。李纪香《饮酒》一说：“月之三日而成魄”，这里是指每月从初三开始，月缺的部位开始明亮起来。是写江面上空为一弯明月所笼罩，使人陶醉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朦胧美之中，富有诗意。到了二更时分新月消失，天空、江面和金山都是一片漆黑。这漆黑的深夜会使人兴致索然，增添倦意。看来夜景已没吸引人的地方了，这观察即将结束。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突然又出现了奇怪的景象，“柳岸花明又一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这一奇观使诗人惊呆了。那团从江心冒出的光焰，似通红的火把熊熊燃烧，在夜幕下分外耀眼，它照射着金山，惊动了栖息在巢中乌鸦。作者躭心人家说他虚构，特意在诗句下加注“是夜所见如此。”《林无表志》里写到：“海中遇阴晦，波如燃火满海。”这是古人称谓荧火的特异现象。苏轼偶来金山见到了，这叫他惊讶万分。巧妙的是诗人这种心情是通过“栖鸟惊”的描写间接表现出来的。栖住在金山树上的乌鸦都给惊动了，何况感情极其丰富的诗人。
以上八句，先是描绘落日奇观，继而渲染夜幕笼罩的宁静气氛，然后叙述江火燃烧的怪异景象，色彩由明入暗再变亮，场景由动转静复归于动，真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当然，作者并非为写景而写景，江心的火光惊动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的幻觉：“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怅然”，亦即怅惘，失意、懊恼的意思。这是诗人是目睹奇观，百思不得其解的情绪，也是诗人娱意于山水，仍消除不了苦闷和不平的心理写照。“归卧”，说结束观赏回居室，虽卧在床，但心中难以平静。这团火光，不是鬼也不是人弄出来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墨漆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熊熊的烈焰，是一种从无生有的景象，因火光的出没而惊心，借助想象，那诗境就由奇转为幻了。这与《后赤壁赋》中苏轼游赤壁归来梦见羽衣道士问“赤壁游乐乎”的描写，具有一曲同工之妙。说明这首诗的由此入幻更妙。面对如此壮美奇异的江山，饱经忧患的诗人自然萌发了辞官归隐的愿望。他用风趣的笔调写道：“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明明是自己斩不断思念故乡的愁绪，却反说“江神”为自己的恋俗不归感到吃惊。一个“顽”字，似乎写自己甘与世俗浮沉，态度实在顽固，实际极力道出了作者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苦衷。前面借栖鸟写自己为江火所惊，这里反过来写江神“惊我顽”——为作者的顽固所惊讶。作者就是以自己怪怪奇奇，出人意料的诗句泄发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和牢骚。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苏轼长于趣”，确实是这样。在假设了江神惊怪之后，诗人当即辩解，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谢”不是感谢，而是道歉，表示深深的歉意。“岂得已”也就是不得已，它道出了诗人宦海浮沉，仕途挣扎，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困难处境。末句指江水为誓，说自己置田后一定归隐家园，以对仕宦生活的厌倦和强烈的思乡之情结束全篇。我们看这最后两句说，江神见怪诗人：你为什么还迷恋仕途而不辞官归田？诗人向江神解释：家中实在是没有田产而不能归隐啊！
《游金山寺》以望乡怀归为主旨，写景也好，抒情也好，想象也好，用典也好，都为阐发这一主旨服务，因而韵味深长，颇有特色。这是一首以文为诗，雄健非凡的作品。全诗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两句一联是对偶句外，其余全是散文句式。故“他人抄袭不得”。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