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诗人对友人英姿勃发、舍身报国、不计名利的行为极为赞赏，又进一步饶有兴趣地设想友人戍守边疆一定会产生思乡之念，最后祈盼早日荡平虏寇，还边境以安宁。全诗充满爱国主义豪情。
“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诗的开头两句从友人登程的情景写起。首句写友人身着戎装，跨上战马，勾勒出即将出征的战士的英姿。诗人并不泛写戎装，而仅就佩刀提了一笔，既点明了此行性质，也使形象增添了英雄之气。次句对友人奔赴边关加以设想：“翩翩度陇头”，写他的轻快、矫健、急切。上下两句，一静一动，用两个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突出了友人赴边的英姿勃勃的形象。以上两句从外表写。以下两句则从内心写，直接揭示友人的思想境界：“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两句从正、反两方面来肯定友人的思想，从而把友人的行为提到爱国的高度。“小来”两字可见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从而给首二句提供出思想根据，其中既包含有诗人赞佩之情，称慕友人不但形象英姿飒爽，而且更有高尚、美好的心灵，同时也就反映了诗人立志报国的豪情壮志。这是更为诗人所钦敬的一点。
但是，有这种爱国情怀，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毫不留恋家园，恰恰相反，这种情怀是与对家国的深厚感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保卫它而离开它，但当离开它的时候，往往对它产生深切的思念。诗人曾有过经年居留塞外的经历，在《安西馆中思长安》等诗中都曾表露过深沉的思乡之情。“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就是这种感情的集中写照。诗人没有去写友人在边疆怎样去从军苦战，却去设想他在万里边关对家乡是如何梦绕魂牵，这就写出了友人对家国的一往情深，而这种设想同时也就传达出诗人对友人的思念，充满关怀和爱护。这种情怀写得很深沉，很细腻，诗的情调到此而一转，但却并不低抑。
诗的最后两句是诗人的祝愿。“清黠虏”是友人赴安西的目的。诗人居漠北时，亲眼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战争不仅造成了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而且对战士本身也是一种荼毒。上句愿友人建功，下句愿友人早归，既表现出诗人与友人同样以国事为重，又表现出双方的情谊，以深厚的情意扣紧“送”字，为全诗作结。
全诗先写友人的英雄风采，再由表及里，从报国、思乡的角度讴歌了友人的美好心灵，最后告诫友人，尽快结束战争，最好是别“经秋”。因为唐朝戍边将领往往拥兵自重，养敌蓄功，常将本可早日结束的战争一拖经年，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所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以久也”，可见诗人淳朴的观念中，还饱含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这首小词只有短短的二十三个字，却十分细腻地刻画出一个思妇内心复杂的情感。
首先，在“乌西匿”和“雁北翔”的自然景色之中，隐藏有一种对光阴流逝的忧愁恐惧。“乌西匿”是太阳落山，它点出白天已经过去，夜晚已经到来；“雁北翔”是大雁北飞，大雁北飞说明冬季已经过去，春天将会到来。
其次，这首词以春天的到来为背景。可是现在虽然是春光明媚、春宵帐暖，但这个女子的爱人却不在她身旁，则其孤独寂寞可想而知。这又是思妇心中悲伤痛苦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古人认为大雁可以给远方的人传书，因此这“雁北翔”的兴发感动之中也包含有传书的联想，所以才引出了下面一句“好与报檀郎”。思妇看到大自然中“乌西匿”和“雁北翔”的景象而引起了内心的兴发感动，因而要大雁给她的心上人带去两句话：“春来宵渐短，莫思量。”
自己因相思而痛苦时想到对方也在为相思而痛苦，自己正在遭受想思的煎熬却希望对方不要受到这种痛苦的煎熬，这是一种忘我的关怀与体贴。结尾这短短八个字，写得深厚缠绵，把思妇心中那些不尽的情意和感情都包含在这里边了。
这是一首思乡诗。
诗一开头即以工整的对仗交代了时令及离家的时日。开头二句，诗人淡淡地说出一个事实：“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笔调平淡，似乎不带什么感情，然而低吟之际，就会感觉到一股苦涩的思乡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入春才七日”好像诗人在核对一个事实：今天是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七天。然而一个“才”字，则透露出诗人的满腹心事。
诗人正在屈指计日，在作者的主观感受中新年已过去很久了，但是仔细一算，诗人只能不禁失望地说：原来入春才七天呀！——表现出作者对时间缓慢的感慨。“离家已两年”一句也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不带什么感情，但是将“入春才七日”与“离家已两年”连在一起吟诵细品，可以感觉到一股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诗人在客居生活中过了“春节”，进入了第二年。到了“人日”，入春不过才七天，不能算长。但从旧年到新春，已经跨了两个年头，因而可以说“离家已二年”。“二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观感受。将“才七日”和“已二年”作了一个对比，短短的七日已让人难以忍受，离乡两年的岁月又是怎么样熬过去的呢！这两句平淡质朴的诗句中表现出诗人度日如年的心情。
后二句说春花未萌发之时，思归之念已经发动。传说鸿雁在正月里从南方飞回北方，因此在后两句中作者借这个传说来抒写自己思归急切的心情。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就盘算着回乡了，即“思发在花前”；可是现在新的一个春天已到来，眼看着春草将绿，春花将开，成队的鸿雁从头顶掠过，飞回北方，诗人却无法归去，所以说“人归落雁后”。这两句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归落在雁后、思生于花前对比。
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回去，但只愿落在春来即行想自然贴切；早已计算归期的思想活动，也极为生动感人。寥寥十字，仿佛能使我们看到诗人翘首北望归雁、屈指计算归期的生动形象；使在北归的大雁之后，不肯把时间设想得再晚一些了，由此可见思归之心切。这两句写得极妙。借用春雁北归之说，抒发极想回归之情，自是联们感到他不能与雁同归的遗憾，及极欲早归的焦急心情。一片深沉的乡思之情，就这样形象而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这首五言小诗写出了远在他乡的游子在新春佳节时刻渴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急切心理，诗人即景生情，以平实自然、精巧委婉的语言，表达出他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把思归盼归之情融入到九曲柔肠之中，景中寓情，情中带景，情景交融。并运用了对比映衬手法，叙述中有对比，含蓄宛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之情，而且作者将“归”与“思”分别放在两个相对照的句子中，与题目遥相呼应，别具特色。